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角色探析

地方政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同时,社会治理创新对地方政府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体现在地方政府要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构建治理型政府,由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构建服务型政府,由一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构建合作型政府,由权力导向转向责任导向构建责任型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并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多中心治理：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以业主自治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政府管理也随之变革,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多中心治理由于其对公共产品特征的深刻分析、对民主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与多元化社会的适配性而成为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有益的新取向,是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这种模式的改进和完善将有力地促进当代社会基层治理的优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民主参与促进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杭州实践的分析

政府行为是对人民要求的反应,政府管理创新也需要建立在人民需求的基础上,所以民主参与应该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杭州的政府管理中,以适当的形式纳入民主参与,在表达人民利益诉求、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履职、承担政府外移职能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民主参与不仅推动政府管理创新,还使杭州的社会建设处于领先地位,民主也越来越融入社会政治生活。未来需要从扩大参与空间、完善参与机制、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等方面加强政府管理创新中的民主参与,为社会政治发展增加更多活力。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政治参与到政府治理再到社区建设的价值嬗变过程。在发展导向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关注民生、彰显民意。因此,要在民主程序的创新实践中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培养民众的基本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创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

在宏观层面，中国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从地方政府民主创新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并不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种不一致说明经济元素并不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直接因素，而是间接因素；民主工具理性的有效发挥和善治是达成“经济发展——政治民主”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点。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关键在于主导经济改革进程的政府能否具有一个良性的治理空间。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为例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变,网络治理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全新发展,也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上海浦东市民中心作为浦东新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举措,体现了网络治理的理念,"一站式"便捷服务、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参政议政、增进社会互动平台、强化社会监督等都是其探索创新.网络治理理论及市民中心的实践对于中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村民自治:中国宪政制度的创新

村民自治制度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治理体系的变革;变革的特点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和下放部分治理权。结果是公民不仅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行使对国家的管理,而且可以通过自治组织直接行使对本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的宪政体制因此具有上层间接民主和基层直接民主双层复合、国家代议民主和社会直接参与双重复合的特点。村民自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在中国宪政制度的程序性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要求加快国家层面的代表制民主建设。     

全球化治理中政府、公民的责任意识

全球化治理是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全球化治理中政府及公民个人的责任意识尤为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公民的责任意识内涵不断变化 ,培育民主、促进发展已成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中国公民社会兴起与有效治理的三大原则

改革开放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保障。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也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实现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效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妥协性、合作性、协商性三大原则来建设民主政治,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     

论政府转型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政府转型是指政府从追求整体性、指令化的全能型政府向重视民主、法治、地方自主治理和负责任的现代政府转化的过程。公共管理社会化是实现政府转型的客观要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规范的制度安排是政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有效手段;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阶层结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

转型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看,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必然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要求地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社会参与的不同偏好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治理模式。这些影响对促进地方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创新的机理及范式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研究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传统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局限性和新型城镇化对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要求是创新机理所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创新具有整体性治理理念和系统性协同创新思维,而全面创新管理范式正好具备这两大特征,二者具有高度契合性。基于全面创新管理范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创新则围绕着整体性治理的理念,立足于全要素创新、全时空创新和全员创新三个层次创新,以及全面协同网络的构建,形成时时创新、处处创新、人人创新的局面。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水平的提升策略——基于重大公共危机应急处置视角

网络舆情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下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成为评价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大公共危机往往处于特殊时期,地方政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至关重要,集中体现在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上。当前,中国处于重大公共危机频发高发阶段,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第一线”,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指导思想、治理原则、应对策略、处置手段和实现目标等,构成了一个治理链条。因此,加强对这一链接组成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成为当务之急。     

论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功能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与社会风险加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不同步使社会管理领域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引导并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政府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命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体现,公民社会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构,对政府治理结构的调整,对公民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的确认,对社会自治能力的提升,均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在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会信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自治、促进社会参与、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其重要功能.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作为一种有效政府治理的制度创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的实践是从地方开始的。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多样需求、有利于弥补财力不足、有利于塑造公共形象。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还未发展成熟,在中国的地方实践也在不断探索中,还要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治理模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浙江的个案研究

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既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生活逻辑的演变过程,同时也必然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市场化的改革既为地方治理模式变革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给这种变革探索建构了相当大的内部与外部压力.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扩大公民制度性参与渠道,增强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强化地方公共政策的回应性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我们理解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同民主政治发展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于完善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地方立法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地方社会治理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和完善地方立法工作,以地方立法引领地方社会治理的改革和进步,是推进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如何保障地方立法质量从而保障地方社会治理水平,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大课题。完善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体系,推进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地方立法工作理念与规范,进一步明确和恪守科学民主法治总要求;创新地方立法工作体制与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地方立法工作总格局;创新地方立法工作体系与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总布局。另外,应当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与社会守法、党内立规的关系,以高质量的守法和立法立规一体化,推进地方立法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实效和治理效能,从而提高地方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