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

2017年既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10周年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也迎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全面深化。在经济领域,历经近十年的动荡调整,世界经济渐呈清晰复苏态势,但深层结构性问题依然待解。在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领域,随着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博弈水涨船高,国际安全风险明显加剧。在社会政治领域,各种社会政治乱象与转型风险进一步凸显。在全球治理领域,既有治理议程艰难推进,多边治理体系亟待升级。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全球秩序重塑进一步展开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年,适值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加之金融危机与中东剧变两者的"后遗症"叠加发酵,致使全球及地区秩序重塑深刻复杂,秩序主导权之争更为激烈.新兴与老牌大国力量消长有所反复,国际组织与规则变革加快,热点地区激荡多变,全球治理博弈加剧.     

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第二届UIBE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综述

在全球性的跨国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兴未艾、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趋于多元化、大国竞合博弈呈现多层次宽领域态势之际,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到底有何联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中国应如何参与、塑造国际制度?为探讨影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走向的这些重大问题,2015年1月17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以"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

水资源安全是拜登政府关注的重要领域,充当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拜登政府的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以水资源安全相关领域为切入点,以多层级参与扩充行为主体,以盟友参与深化国际影响力,意在强化美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以塑造水资源治理为战略抓手,降低因水而起的美霸权治理成本。同时,拜登政府借水资源安全议题参与全球战略博弈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美国对全球水资源情况的了解程度有限,美国目前的实力也限制了其全球水资源安全治理能力,美国的盟友也可能在全球水资源治理方面构成一定程度的竞争或产生不利影响。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019年,贸易战激化,科技战显性化,大国博弈明显升温,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全球治理步履维艰,现行国际秩序受到损伤,让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什么叫"乱象丛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似乎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要有力地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挑战,有赖于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退群"、毁约;有赖于相关各国以和平的方式,建设性地处理和化解地区冲突与矛盾,而不是以威胁、制裁甚至武力相向;有赖于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聚焦合作,而不是脱钩、对抗。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催生了全球多领域、多层次新的重大变化。伊战刺激美国加紧调整全球战略,美全球战略重心继续东移。中东将长期成为美对外政策重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正酝酿重大变化。伊战还引发了冷战后最为深刻的大国关系变化,美、欧、俄、日、中之间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国际安全局势恶化,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能源竞争加剧,能源外交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凸显。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发力

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展开,大幅推进.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外交理念丰富深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全球治理方面精彩纷呈,成效显著,为维护战后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方面也面临新考验.随着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将在北京召开

<正>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问题进行评估与反思,并对未来全球治理结构进行更好的设计,实现全人类的"共享安全",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起到重要作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拟于2015年7月4-5日在中国北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美印全球安全治理互动探析

在"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美印两国陆续启动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各种战略磋商机制。两国防长公开宣称美印安全关系将成为"全球安全支点",并肩维护和推动"全球和平与安全"。本文试图探析美印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互动的基本演变、确切目的、具体领域及其前景等相关问题。     

互联网治理:巴西的角色与中巴合作

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重要议题,巴西力求在该领域谋取大国地位。巴西互联网治理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为核心,为互联网指导委员会和《网络民法》为两大支柱。巴西还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互联网治理,在拉美地区发挥引领作用,围绕"信息社会"概念,促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支持拉美各国加强本国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协调拉美国家的立场,集体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反对美国的单边治理,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原则,主张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尽管巴西的互联网治理大国战略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中巴两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较大,双方可以提高"利益共同体"认识,强化双边立场协调;携手应对网络犯罪;加强信息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促进各自互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求同存异,推广"两国共识"。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国际安全议题:延续与转变

国际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大致经历了冷战、冷战后十年、全球反恐、大国竞合四个时期,核心议题也随之由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环境、疾病、能源、网络等多元领域不断拓展延伸,议题的演变既展现出稳定的延续性,又呈现出新时期的重要转变。其中,国际体系的本质、“国际安全”概念界定的逻辑缺陷以及学界对传统军事、政治领域的关注是议题延续的主要因素;大国政治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安全”概念和安全机制功能的不断扩展、现实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和美欧在安全议题设置中的主导权,则是合力推动国际安全议题变化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安全议题的发展变化也是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缩影。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议题中的传统议题重新焕发生命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非传统安全议题继续与传统安全议题并列占据主流位置,而一些交织型安全议题和前沿性安全议题也在大国竞合的背景下受到更多关注。     

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