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其公共服务职责的合理分工也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和多元供给格局的基本前提。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还面临着"职责同构"下的笼统供给、财政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乏力、"GDP增长"指标波动压力下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扭曲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应理顺政府职责配置关系,合理划分各层级服务职责,加快对省级以下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细化财政制度设计,规范公共服务供给的操作和执行;科学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机制,确保各类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缩小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地区差异的对策分析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原因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外,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非对称、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缩小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基层政府对地区公共服务内在提供动力不足是比较主要原因。厘清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公共财政制度要从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型”财政向关注民生、注重公平的服务型财政制度转变,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论乡镇政府转型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良性互构

乡镇政府要进行转型,要更有效地为农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但是,目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财力、供给方式、供给队伍与供给要求处于矛盾状态,而造成此种境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单一性。主体单一造成了供给资金严重不足、供给中政府的低效率以及人员队伍的低素质。走出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的作用,构建一个职责明晰、渠道顺畅、决策合理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从而实现政府转型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良性互动。     

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方式、模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务投入的主要来源和供给的基础力量,还承担着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安排、主导并联合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为使"政府主导、多元合作"这一创新型的公共服务模式在网络空间以政府电子公共服务形态高质高效地运作,亟须引入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良性互动、业务协同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在于厘定政府电子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以达成各方共识,为系统建构政府电子公共服务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实践模型创设条件,亦为国家正在积极推行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大力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基础支撑。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国实践

有效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推进公平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过度市场化,导致资本逻辑对公共服务的侵蚀。表现为政府缺位:履行公共职能不足,难以弥补市场缺陷;政府越位:赵俎代疱,建设性职能过度,服务性职能淡化;政府错位:服务异化,公共支出本未倒置。二是公共服务异化,导致了公共性价值的偏离。表现为"雪中不送炭":公共服务的均等性不足,穷人可及性弱";锦上再添花":公共服务的层次超前,公共效用不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本质上就在于"财政均等化",要在财政上全部实行"国民待遇"。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的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其次,要创新机制,重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保障农村等弱势地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最后,要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化供给的格局。     

公共服务供给的三重失灵与结构重塑:一种生态循环的平衡

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社会失灵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低质、低效、低用"。为弥补三重失灵引发的困境,需要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三重失灵"的内在关联并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重塑市场、政府、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结构关系,以达到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循环平衡。     

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是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经历了强化、巅峰、紧缩、回归四个阶段的变化。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下降,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类别结构"和"供求结构"差异。如何合理划定政府责任边界并高效履行责任,是我国未来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重视发挥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当代英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服务创新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题,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所形成的"蝴蝶效应"引领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服务变革的方向。英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变革经历四次大规模转换,价值主导分别是政府本位、市场本位、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供给主体分别是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供给方式分别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和混合多元,形成了官僚体制的供给模式、效率政府的供给模式、整体政府的供给模式和分权政府的供给模式。要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完善供给配套制度,激励政府部门自为供给、社会组织自治供给和公民自主供给,实现质量与效益统一,规模与结构匹配。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

由于城市偏向、GDP偏向等多重偏向的存在,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很大。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在权利、机会与能力方面实现均等;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增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能力;构建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建立公共服务问责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体系建设,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法可依。     

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现状与对策分析

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史。公共服务理论和政策主张始终是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国家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经历了强化、巅峰、紧缩、回归四个阶段的变化。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公共服务满意度持续下降,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类别结构"和"供求结构"差异。如何合理划定政府责任边界并高效履行责任,是我国未来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重视发挥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对政治民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检验

县级政府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县级也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终落脚点。本文运用1994—2009年中国县级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那些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努力程度低的县级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促进财政均等化是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2002—2009年期间,那些教育供给水平低的县级地区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相比于分税制初期,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研究还发现,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人员规模与财政转移支付正相关,表明"经济效率"和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考虑的因素。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我国转移支付制度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的改革应强化转移支付的积极效应,同时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与应用分析——基于厦门市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管理理念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职能转变,而且需要构建一套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对其进行应用、检验,以确保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将公民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相结合的"双元综合评估"模型,用以指导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和优化。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注意合理界定目标群体,努力提高评价准确性;完善评价体系,量化评价指标;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保证指标体系的评估效果;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推广应用指标体系。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财政收入模式扭曲成因挖掘

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表现出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城市空间规模的外延扩张,二是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大幅提高,文章试图以这两个特征为主线,结合我国土地制度变迁与财政体制的特点,分析并挖掘地方财政收入模式扭曲的外部性成因。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城市空间规模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我国城乡土地制度的变迁,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变化使之成为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获利者,由此生成地方财政收入模式扭曲的外部制度性根源;二是在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中央财政强控制集权的财政体制使地方财政承担了城镇化进程中大部分公共服务供给职责,所形成的地方财政缺口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模式扭曲的外部性直接原因。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以陕西为例

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显著。但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结果不均等、综合配套改革政策与城镇化的进程不同步、地方财政支持与基本公共服务"刚性"需求增长不适应、供给制度"碎片化"、服务方式比较单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保障省级财政支付"纵向"均衡与县(区)"横向"均衡,畅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利益表达机制,创新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等,作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践中,三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

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是发达国家的施政纲领和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对此,许多国家建立起了现代财政均衡制度以保证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较均等的公共产品。在我国,随着税费改革的施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本文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探讨了县乡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逻辑以及路径选择,希翼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所裨益。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工合理的公共服务体制

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构建公共服务体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笔者主要从分税制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角度思考：现行公共服务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如何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原则构建新的中央与地方分工合理的公共服务体制，对构建公共服务体制的其他方面不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