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民主行政社会建构思考

我国的民主行政建设在20世纪末逐步展开,政府开始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让公众逐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之中,我国民主行政建设自此不断发展,但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存在已久、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精神与参与理性不足、行政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意味着,民主行政建设任重道远。文章在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研究民主行政及其社会建构,并对我国民主行政社会建构做了进一步思考。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研究

2020年初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使社会治理的很多短板和不足暴露出来。而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这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涵基本一致。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含义和建设路径的研究分析,可以从意识强化、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及科技支撑等方面探索出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对策,最终把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重新找回被选举荫蔽的其他政治过程,在选举之外更强调治理,将治理中的民主作为实质性民主的核心。社会治理的实质是民主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运作形式。具体而言,民主治理通过公共服务中的共同生产,推动了更加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形成以及公民权的建构;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协商能够推动个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理性沟通,导向共同决策的参与方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政治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是一个循环反复、自我完善、生生不息的过程,而广泛的、高质量的、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是民主再生产的“燃料”。     

国家安全议题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优势与价值旨归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社会治理共同体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国家安全议题的提出,印证了全社会已透过外在现象认清风险本质、基于广泛共识规范大众讨论,以及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日趋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为以合力承担取代孤立思维、以明确责任克服混乱无序和以创新开放超越狭隘封闭。基于此,需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航向,包括推动朝向基层的重心下移、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导向以及丰富群众工作的实践途径,真正确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     

行政学理论是如何生成的——社会建构论视角

基于社会建构论视角,行政学理论是在社会过程中被建构而成的。行政学理论是回应特定情势下的行政问题的知识生产;多元行政文化间的行政学理论具有差异性甚至不可通约性;行政学理论反映行政场域中的特定利益诉求和力量对比关系;行政学理论生产会受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人文主义行政学相对科学主义行政学的颓势,原因在于行政科学易于以主客二分的方式予以实证,而行政伦理需要人们基于亲身实践予以亲证,由此实际表明行政世界中的人们道德实践勇气的匮乏。     

民主行政的理论内涵、动因与现实建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民主行政理论成为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模式。通过对民主行政的理论内涵、产生的动因及在现实中如何建构进行必要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更好地选择适应中国实际的行政改革路径,促成政府改革目标的实现。     

疫情催生韧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面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危机,单独依靠政府系统已经无力化解,中国的风险治理不但需要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而且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武汉抗疫前期地方政府失灵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停滞,需要韧性的社会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需要依托治理的完善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也需要保持社会的自发性和社会自组织的空间。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社会治理应该具有韧性,需要从志愿者、社区、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四个方面着力建设,在举国体制下能够有效动员,在地方政府失灵时能够有效自救。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并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论断。这一论断实现了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发展和跨越,深刻蕴含着从“一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价值”、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跃迁。然而,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本土性的难题,成为改革创新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从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与行动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从反思西方到本土超越,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探索从未停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领域讲好中国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充分展现,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如何从社会治理的演进嬗变中找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必然,并做出相关可行性分析,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环节;最终通过价值共识凝聚耦合、民主协商制度实践、多元主体利益整合、科技支撑技术赋能,建构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完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从共识到共赢的完美蜕变。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新的提法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建构与灾害治理分析

面对重大灾害,个体和小社群无法自救,这样就会产生对第三者即国家救援力量的需要,从而使国家得以催生;源起于灾害应对的国家必须对发生于其疆域内的重大灾害进行持续性救援,这是保持国家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存续的基本前提;大国在大灾面前,有集中资源及政治动员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因此,重大灾害频发与大国形成之间具有互构关系;国家对灾害的救援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包揽所有的治理行为,而是要发挥社会和国家的各自优势。     

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建构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基本构成因素将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