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古代中国父权与古代西方父权的比较

父权在中西方法律史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中均有对父权的保护和支持,但内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父权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而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限制,并随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父权在中国一直得到强化,在西方则逐渐削弱,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古代中西方父权的不同演变是由客观的生产力、自然环境因素及主观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的不同造成的。     

古代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危机

有人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灾荒史,灾害和饥荒的记载充满其间。翻阅中国灾荒史,久而久之又会感到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     

中国古代的慈善家

自古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     

中国古代哲学与军事谋略的形成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是军事谋略产生发展的文化基础和动力,并为军事谋略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思维方法。在历史发展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海上丝路”与中国古代的海外移民

唐宋时代，中国人已移居十数国；元明时期，中国人向海外移居的人数日益增多，近代更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而中国人移民国外，形成华侨华人社会．首先是与中外交通，尤其是航海的发展、贸易的往来联系在一起的。     

论古代谣言的价值及官府治理

谣言伴随着历史而存在,我国古代是个谣言盛行的社会,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价值既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作用。官府对谣言的治理方式的不同可以看出执政者对待谣言的态度。     

自然灾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乱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与古代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以灾害为切入点,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着眼,是观察与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由于传统史学只重人事,不重自然,因此,对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及其影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最典型的例证是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大治安

大治安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国家大环境的安稳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而百姓安居乐业又是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二者辩证统一于大治安。大治安的本质是一种管理理念。大治安不是"治安",而是一种治安管理的管理理念,是实现治安的一种思维途径,一种宏观的治安方略。     

古代怀乡诗的情结与情操

中国怀乡诗中的“怀乡”,具有两重文化意蕴：一是怀念政治地域文化意义上的“乡”;二是怀念国家文化意义上的“乡”。怀乡诗具有三重审美价值：一是升华高尚的爱国情操;二是培养宽厚的和谐意识;三是激励创业的雄心壮志。挖掘怀乡诗中的精华,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中华民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民生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生活举步维艰。广大民众为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与统治阶级进行过生死博弈,但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对广大农民实施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常态。     

对古代治安的理论思考

治安，从古以来都是国家机器的行政职能。在古代，保卫皇权、保卫私有制是治安任务的核心。随着国家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和政权建设的发展与强化，中国古代治安呈现阶段性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起了强力的粘因保障作用。作为理论形态的古代治安，以古代国家的治安事业和治安成就为其阐释对象。对中国古代治安的理性扫描有三个层面。第一，法理层面：指国家的治安思想、治安法理、治安方略的理论基础。它为历代治安定向定性。第二，体制层面：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安全机制和国家行政体制基础上的治安体制。它研究的是国家警治禁卫安全力量的组合配置方式与运作模式。第三，操作层面：指历朝历代的治安法规建设和治安业务的实际展开，以及所采取的治安措施、经验积累和实际收效。     

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

和谐思想有古代与近代之分,东方与西方之分,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以古代充当近代或把现代说成古代,就会造成混淆和混乱。一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求神人的和谐。人类社会的原始期或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信仰”即是构成文化的要素。通过祭祀以求神的福祐,达到神人关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汉武帝开辟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唐朝把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以及宋元时期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广州与泉州等地贸易,遂从原先仅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发展到越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至阿拉伯沿岸一带。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来,以及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尤其是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运到欧洲各地。这使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迁,即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     

汉字构造特点与中国古代的政治谣言

以象形字为主的表意汉字在中国古代有利于制造政治谣言进行政治宣传,其方法有三：以同音近音字制造、以文字基本结构制造、以文字字意制造。其目的有五：为称帝或改朝换代制造舆论,为继承皇位制造舆论,为打击敌国制造谣言,为打击潜在威胁人物制造舆论,为诅咒当朝统治者制造谣言。这种舆论宣传的逻辑显然是胡乱的因果关系,但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因此对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教育城市轴心的向心图式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从原始聚落形态到邦国或王国形态,空间上建构了聚落与＂明堂＂、国都与王都的＂中心——边缘＂关系。封建帝国形态下,围绕中心都会形成的城市层级,官学的城市教育轴心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科考仕进与乡村—区域城市—都城的空间转移,形成了城市学校教育轴心的向心图式。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研究

民生问题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相连,而儒家、道家和墨家的观念对传统统治制度的影响最大,通过集中考察儒道墨三家对民生问题的看法,有利于理解当代社会对民生问题的思想源头。     

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中国自古灾害多发,对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为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古代社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灾害预警、防备和救助体系,包括监测雨雪粮价、仓储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完善灾害奏报与政府救助等。同时,广泛的民间救助也对古代社会政府救灾形成重要补充。历史上丰富的救灾备荒制度给予我们今天更多的启示。     

论中国古代亲属法的立法历程与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外在的体例形式都表现为刑法典,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包括亲属法在内的民法的实质内容。尽管传统社会处理和界定婚姻家庭关系所采取的制度模式无独立的外在形式,且被包涵于刑法典中,但这种制度模式所解决的问题与当下亲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亲属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始终为刑法典中一部分,体例均为＂户＂或＂户婚＂;深受古代＂礼＂的影响;法律文本宽于男性,严于女性。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法制文明,维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     

对中国古代治腐反腐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贪污腐败种类繁多,手段多样,贪墨规模也大小不一,程度各异。由此也决定了治贪惩贪肃贪的思想、理论与实践错综复杂。中国的王朝兴衰多以官场的贪污腐化而告终,也会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