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

<正>检察机关作为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全面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聚焦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依法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从以下五方面助力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     

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的困境与破局

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对黄河流域治理难题的关键性举措。由于黄河流域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实践中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存在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立法主体选择存疑以及检察信息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加强黄河流域检察机关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必须从建立基础性协作制度、健全黄河流域公益诉讼协同立法机制、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行破局，以推动黄河流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海洋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与完善

<正>2022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明确了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近年来，海洋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取得新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梳理检察机关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明确既有规范及实践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完善，为惩治违法行为、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注入全新动能。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形态，具有诉讼主体的广泛性、诉讼效果的预防性以及诉讼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我国现行法律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一定的限定，不适应环境侵权损害日益严重的现实需要，不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利益关系人、环境保护组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质效的检察进路

<正>黄河保护法的出台，为建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提供了制度供给，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检察机关应准确把握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综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程序亟待完善

<正>民法典在知识产权、产品责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初步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未将惩罚性赔偿全面引入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公益诉讼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尝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助于提升公益诉讼制度效能。一、消费类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一般指补偿性赔偿,其目的和功能在于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兼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公来参与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无救济即无权利是法治的最高信条之一，如果环境公共利益不能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环境个体利益就很难实现。中国民事诉讼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探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途径，明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加强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 助推生态治理能力提升

<正>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是综合运用行政、检察和社会等多元化治理手段完善环境管理保护体系、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的创新举措，但当前该协作机制的运行仍面临诸多困境，亟须重视解决。一、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运行现状2020年7月，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检察院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检察院签订《红古·民和跨区域检察协作框架协议》，基于框架协议，两院相关部门建立了公益诉讼和行政检察工作跨区域协作机制，就红古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湟水河流域公益诉讼线索分别认领，针对湟水河河道双氰胺厂废弃厂区段中掉落的建筑垃圾等长期占用河道问题，两院联合制发检察建议，敦促相关部门积极履职。     

贵州省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述评

公益诉讼的启动对我国当前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近日，全国首家环境保护法庭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审结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笔者试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和公益诉讼限制两方面对该案进行评述，以求教于方家。     

跨区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的运行与完善

<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有其独特之处，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域的河流上下游防汛和水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尤其需要跨地区的检察机关及时共享数据、齐抓共管，坚持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跨区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机制应运而生。但是，实践中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行政和资源分配等差异，跨区域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协作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须解决。     

环保公益诉讼有望获人大立法支持

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发起的“2008法律援助绿色行动”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讲话中透露，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尚不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同立法专家、学者论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度，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支持。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七题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确立了我国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解决了环境公益可诉问题;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确定了可以提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解决了环境公益谁诉问题。但是,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大量程序方面的问题是否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相关程序规定,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执行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之优化

<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应遵循生态环境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以恢复生态环境原貌为基本理念，坚持推进部门协作、区域协作的工作方式。笔者通过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难点堵点，提出解决对策，以期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有所裨益。     

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与不特定多数人有关的利益，是多数人可以搭便车受益的新型诉讼。鉴于环境侵害具有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环境保护具有公益性，法律调整应从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换。环境公益诉讼的提出，突破了我国传统诉讼法对原告资格限定所遵循的“直接利害关系”理论，需要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进行拓宽，并辅之以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公民参与，应该扩大损害范围界定。对于环保团体，应从法律上赋予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以此来发挥公众和团体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     

我国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现状与问题

公益诉讼是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权实施的重要途径.目前有关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主要是依据《环境保护法》(2015年版)第2条和第29条的相关规定,以破坏生态环境为由,诉请追究未认真履行保护文物职责的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的法律责任.为此,应适时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增加"国有文物公益诉讼"条款,构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最大限度...     

个人公益诉讼的美国经验

公益诉讼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被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并在本世纪初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点话题,讨论范围涉及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环境公益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劳动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等诸多领域。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立法者也顺应这一趋势,在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随后,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也分别授予消费者权     

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值得期待

昆明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迄今一年多来，因诉讼成本高等难题，环保公益诉讼受理数一直为零。面对“零公益诉讼”尴尬，6日记者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与昆明市环保局等部门正联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破解公益诉讼成本难题。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路探析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关系最密切,关于具体的诉讼制度,主要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尽管学界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呼声高涨,但它的实现却面临着重重羁绊,如何开辟一条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康庄大道是本文的立足点。     

数字技术助力公益诉讼检察的实践探索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各级各地检察机关关注的焦点。通过解析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大数据应用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情况,梳理大数据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成效,发现实践中存在数据来源渠道不够畅通、采集时效性不佳、适用专业性不强及技术平台体系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可通过完善公益诉讼数字技术支持体系建设、完善技术支持工作规范和依靠专业人才智力支持等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