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引证研究之省思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legal cytology is empirical positivism, i.e., the socia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ethod is employed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legal research papers. Cytology has limitation in methodology, behind which a complicated “knowledge-power” structure exists. Considering the matter in China’s present legal citation researches, the real quality of legal papers shall not be evaluated by the citation rate simply, but establishing a localized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to scale it comprehensively. Liu Lei, Ph.D of law, works at Suzhou University.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Executing the deferment of prosecution with discretion (Chinese Journal of Law, 28(4), 2006), Spontaneous order: A puzzled analysis on Hayek’s liberty theory (Law & Social Development, 12(2), 2006), Reflections on the rule of mere-indictment-information in pretrial procedure (Global Law Review, 29(2), 2007), Recognition of local acknowledge from Chinese jurisprudence (Law & Social Development, 13(4), 2007),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riminal trial in criminal appeal (Chinese Criminal Science, (4), 2007), An examination of criminal detention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Global Law Review, 30(3), 2008).     

诽谤罪之省思

诽谤罪是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两项基本人权相冲突在刑法领域内的典型表现。名誉权有刑事保护的必要,但诽谤罪的成立仍需通过严格的检验。事实与意见的区隔、事实真伪性的认定,以及不实言论造成他人名誉毁损的程度等均为诽谤罪必要的犯罪构成要素。针对某些地方公权力滥用《刑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创设以公共利益为内容的免责性条款是最佳的解决途径。     

“习惯法”的当下中国意义

法律人类学在西方的兴盛，伴随着殖民运动的层层推进，对象则是本国原住民与後发国族的生活样态。其例如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对于南太平洋岛屿的田野调查，呈现出的是现代西方视野下的异质文明的马赛克，而以初民社会的“习惯法”一言以蔽之。其後兴起的各种研究，包括作为前期立法准备、对于民间“风俗习惯”的调查，统归于“习惯法”或者“民间法”名下，多半不脱此臼。     

“首要标准”视野下罪犯劳动改造之省思

自从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之后，关于“首要标准”的讨论就成了当下监狱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了。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浅析《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本文简要的阐述了《孝经》中五等之孝的具体内容并进行了辩证分析,以探析其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孝”是为官必要条件

孝是中华文化传统提倡的行为，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尽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切善德之始，一切幸福之源。但在今天，“孝”却成了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问。一些人对父母和长辈的态度令人担忧。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把孝道思想简单地视为私德而缺少必要引导有关。     

“孝”伦理的局限性

"孝"是中国传统家庭私人生活领域的伦理核心,也是社会公共生活及国家政治生活"忠"的理论基石,这种将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存在一系列的弊端。     

“院士崇拜”不可过度

任荃在2005年11月16日的《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近日，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院士周光召提议，希望在场的13住院士就现行院士制度联名提出改革倡议。     

打破“收入增长崇拜”

目前,舆论对收入增长寄予了太高的期望,这可能导致政府官员将收入增长视为压倒性的任务,形成类似于GDP崇拜和唯GDP论的收入增长崇拜和唯收入论。9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的国民经济数据。前3季度的GDP增长率下降到了7.3%。但让人惊喜的是,经济虽然减速,但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比较快,前3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2%,比2013年的实际增长率8.1%还高0.1个百分点。更可喜的是,居民收入跑赢了GDP。经过多年对唯GDP论的反思,现在人们对GDP的高增长不再是一     

简牍所见秦汉子女的孝亲责任

秦汉社会是将"孝"法律化的社会,这一时期亲子法强调的是"父母的权利".从简牍材料来看,秦汉子女法律上的孝亲责任主要表现在供养其亲、奔丧居丧、追孝父祖.为亲复仇尽管为社会风尚,但法律却未予肯定;为尊亲相隐汉初为法律禁止,宣帝以后子女获得了隐匿之权,但有汉一代终未发展为法定孝亲责任.     

Filial Piety in Israel: Between the Law in the Books and the Law in A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legal aspects of filial piety in Israel. Based on a socio-legal study, it trace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law in the books, which mandates that children support their parents financially if the latter cannot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 law in action, which narrows this obligation to cases in which the parents must be cared for in a State nursing home. The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us and cultural norms in shaping filial piety in multicultural countries and thus points to the urgent need to tailor filial piety leg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socially constructed, actual, and diverse filial piety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新媒体语境下孝观念的当代呈现与话语建构——基于微博数据的NVivo分析

现代社会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新媒体信息渗透对公众认知与观念形成也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建构作用。本文以微博平台上的孝事件为例,运用NVivo10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孝观念在新媒体中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及其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微博数据分析显示:不孝、不慈等负面事件在新媒体中的曝光率和关注度不断上升,新媒体话语凸显了孝慈对等的伦理新规范,显示出子代权力的上升和代际互惠逻辑的盛行。此外,数字鸿沟加剧了话语权的代际失衡,年轻一代成为家庭伦理的塑造者,老年群体则面临失语困境。当前,新媒体应当形成积极的价值引导,促进孝文化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中的现代转型。     

关于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几点思考

由于固有的地区、城乡、行业工资差距,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助推"作用以及财产收入的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开始凸显,我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对此,我们既不应如临大敌,也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必须通过采取积极发展经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积极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     

完善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思考

医疗鉴定意见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定性和裁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的医疗鉴定制度由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组织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两者并存,形成了医疗鉴定制度“二元化”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施行虽然消除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二元化”问题,但医疗鉴定制度的“二元化”现象并没有被打破.探讨建立“一元化”的医疗鉴定制度,并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对“一元化”医疗鉴定制度进行监督和辅助,希望在寻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完善、合理的医疗鉴定体制.     

反思中国法律发展的方法论立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立场只有回归到中国的法律实践中来,只有在准确认识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并深度结合法律制度的理论与结构,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法律发展的理想图景;这样,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才能够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发展理论并进而为中国法律的发展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并且,中国法制的现代性才能够体现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并自如地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中去。当然,也正是因为此,中国较之于西方,才能够由依附关系转换为自主关系,而与此同时,西方较之于中国,才会由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迈向互相尊重、互惠共存的平等关系。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反思与本土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一直存在重实践,轻理论,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随着刑事诉讼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行政化的超职权主义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着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缺陷和不足,促使社会对其予以关注,这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继续深化我国检察改革的现实需要。     

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法院的体制改革问题鲜有人问津,是军内外法学界和司法界公认的一个敏感话题.我国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要求,结合我国军事审判实际情况,遵循四个原则改革军事法院体制机制,即坚持党对军事法院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坚持与中国国情、军情相符合;坚持军事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改革措施有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对于军事法院在国家审判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是将军事法院从军队政治机关中剥离;三是军事法院应当选择国家司法编制序列和中央军委建制两种思路;四是积极运用立法推动和巩固军事法院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五是增强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透明度.     

关于我国应急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随着公共危机发生的常态化,危机管理、安全技术和应急文化构成了公共危机应对与治理工作的三个支撑与保障要素,三者综合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效度与危机治理的成败.本文在分析应急文化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汲取发达国家应急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构建应急文化的基本原则,并系统论述在政府主导下“以应急物态文化资源建设为基础、应急精神文化环境建设为核心、应急行为文化环境建设为支撑、应急制度文化资源建设为保障”的应急文化建设途径,以期为我国应急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价值导向和理论依据.     

对当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两个问题的思考

根据我们多年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当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对当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两个最深的体会:一是要真正让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我们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目标是什么,即要解决好“为了什么干”的问题;二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普法依法治理的具体实践方式,实实在在地解决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怎么干”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能否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地解决,是直接关系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最终成败的大事。目标认识问题仍然是普法依法治理实践的重要命题众所周知,法治的价值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可预期的社会秩序来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健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