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府职能转变的制度保障

要完成政府职能转变和变革，必须建立法律规范体系和秩序政治规则，确立真正的法律权威和政府规制的正当性，达成普遍的政治共识，确保对基本政治价值的一致性认知、对社会政治变革基本取向的一致性认知和对基本的公共政策选择的一致性认知。     

诉讼时效的价值分析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而法律价值是法对人的意义,它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对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从理论上讲,法律价值体现为一定的主体需要,体现了一种法的取向,说明了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关注社会的基本价值,完全无视或忽视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是真正的法律秩序。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法制度的一种也必须关注其基本价值。     

法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

在法哲学史上,法的模式理论经历了由“规则中心主义”到“原则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将法律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法的重要要素之一。如果承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一样具有法律效力。从司法适用中的个案分析看,我国法院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但是法官在公开而直白地运用法律原则判案上还有欠缺。要克服目前我国法院对法律原则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就必须客观认识并充分发挥“法官解释”与“判例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冲突的概念辨析

学术论争往往始于对概念的理解和定义。法律冲突概念的界定对于研究法律冲突问题至关重要。各法学流派因对法律概念理解的分歧而在法律冲突概念界定问题上难于形成共识。出于法律统一这一研究目的考虑,可以将法律冲突界定为法律规范之间的相抵触和不一致。同时,不同学派对于法律冲突的认识并非不可通约,无论对法律冲突的定义有多么不同,其核心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同一法律关系经由不同的规则(不论是实证分析法学派的国家法,社会法学派的民间法,还是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调整而在这些规则之间形成的矛盾现象。     

启动地方执行立法促进应急法治建设

作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体系中的“龙头性”法律，《突发事件应对法》已于2007年8月30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1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共应急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是实现我国公共应急法治的关键一步。     

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效力来源

政府公共警告作为国家的社会管理手段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实施依据。检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发现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发布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从宪法的规定。因此,政府公共警告的运行首先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宪法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规定,其运行主要是基于宪法对行政机关职能的概括授权。我国宪法第28条明确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我国宪法第89条、107条、第118条分别对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及其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政府公共警告的宪法性依据。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性法律依据主要有《突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传染病防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等。     

试析法律文化认同结构

法律文化认同结构由法律物质文化认同层、法律制度文化认同层、法律精神文化认同层三个基本结构层次所构成。三个基本结构层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民族法律文化认同的整体。     

“中国法律阐释学”的建构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     

法律信仰的真正含义

法律信仰是一种从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富有批判怀疑精神的信仰;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人们对正义、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应当蕴含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理念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民间规则的民事司法适用——以法律漏洞补充为例

民间规则是一种与国家法律不同的行为规范.它依靠社会力量自觉或自发生成.因此,民间规则具有独特的规定性,并可以弥补制定法的不足.但是,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必须遵循法定的限制性条件,并通过法定的模式进入.在民事司法过程中,民间规则可以补充法律漏洞,具体表现为在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和创造性补充等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中为法官提供寻找或创制裁判规则的依据.     

论命案侦查中警察的权益保护

自2001年武汉市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到2004年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命案专项行动”,各地公安机关都将“命案必破”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的高标准、严要求,公安机关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在命案侦破中,警察在“侦破命案专项行动”的压力下,合法权益屡受侵害;如何采取有效的对策保护警察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传统与当代:法治社会法律强制力走向论析

区别于传统社会法律强制力,当代法治社会法律强制力的"当代"之含义,从其走向看,已从传统"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发展到"内在或自制的力量"。究其缘由,主要是法治社会下"‘内在观点’的提出、‘社会合意’的发展、对社会功利主义的批判、‘权威’理论的阐扬"使得法律强制力呈现"被弱化"之趋势。具体表征上,法律强制力已由传统的法律"硬性"发展至当代的法律"柔性。     

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发展进程来看,其重心在于通过面的扩大使这项制度真正成为待救济人群触手可及的公共福利,而事实却是参差不齐的援助质量使人们逐渐对这项制度失去信心。为进一步促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完善,需要对运行中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过程分析。在对援助服务每个环节进行综合考量后,发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差距主要来自于立法者认知、服务质量标准、服务提供过程、服务宣传沟通和服务感知五个方面。     

论我国法律移植“土壤”的培植

法律移植在我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移植缺少对于法律精神层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导致法律难以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针对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法律移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实行新的法律的环境,一种有效的资源——法律意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道德承认”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其根本区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基础,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把"道德承认"作为国家治理视阈中的价值原则。"以德治国"具有内在客观性,而"依法治国"则具有外在客观性,两者必须相互扬弃对方的片面性而达成和解。"以德治国"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确立"道德承认"原则,并把"道德承认"原则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实体性存在论基础。所谓"道德承认"是指,在共同体中,每个个体都应该从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出发,而不仅仅是从保护个体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出发,来保证共同体具有绝对的存在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依法治国"不意味着取代"以德治国",而是要坚持两者相结合。"以德治国"提供的"道德承认"原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终极性价值支撑。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病毒”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互联网颠覆性地开创了一个时代。互联网民意在敏感案件中异化为"民意病毒",其干预司法的现象日益突出。针对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司法机关若想引导民意,克服"民意病毒"的蔓延,就要设立网络交互机制,发挥自由裁量权并重视群众朴素的正义感,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指引公民建立法律信仰,树立司法公信力。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宽与严

随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作为我国重要基本法之一的刑法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刑法典做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回应了新时期、新形势对刑事立法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同时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法律思想。此部修正案兼顾了“严”与“宽”两个方面,既强化了刑法对社会治安大局的控制力,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又有益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和谐稳定。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真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法人道德行为及其调控

法人道德行为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道德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 ,和个体道德行为相比 ,法人道德行为具有行为意识特定性、行为方式团体性和行为效应显著性的特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看 ,都必须加强法人道德行为的调控。要从提高认识入手 ,以建立完备的法人道德规范体系为基础 ,建立具有法人特点的完善的法人行为调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