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政府预算是国家财政收支计划,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预算制度作为政府预算在预算形式、内容、管理上的制度表现形式,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职能、财政职能的变革而不断加以调整的。     

民主与法治:深化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政府预算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改革以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最终成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 实践表明,推进政府预算制度建设,必须与民主和法治建设配套进行。没有完善的民主体制与法治,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 意义上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民主与法治必须先行。     

构建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体现着一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责任政府的建构程度和政府绩效水平的高低以及国家的治理水平。因此,在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以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作为突破口,从而加速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达到建设民主、透明、负责、高效政府的要求。     

领导小组制度的建构、延续与变迁——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领导小组为个案

随着国家的理性化成长,领导小组逐渐演变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显见的亚正式制度,在相关政府部门间架构起较为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然而,现实中也不乏对领导小组的诟病。本文将领导小组制度作为客观分析对象,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领导小组为个案,发掘制度建构、延续与变迁的动力,认为未来应以制度化和有效性的动态平衡为意旨来规范领导小组制度,使之既能符合国家法治化要求,又能发挥其灵活沟通的优势。     

公共预算启动中国乡镇人大的制度改革——以温岭新河人大预算民主恳谈为例

温岭新河从乡镇人大行使审查批准预算的职权为突破口,借用"民主恳谈"形式对预算草案进行初审和大会审议,增加会期让代表充分审议预算草案,引入预算修正概念丰富代表议案及成立人大财经小组作为预算监督机构等举措,启动了中国乡镇人大制度的系列改革.新河的"预算民主恳谈"源于温岭独创的"民主恳谈"形式,也得益于温岭多年来"民主恳谈"的操练,但其却逐渐淡出了"民主恳谈"的固有框架,开始迈向公共预算的制度基础--人大审批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让"预算民主恳谈"激活现有的人大制度,使人大成为公共预算的主角,真正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是新河改革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从预算公开走向政府清廉: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启示

财权决定事权,监督财权才能从根本上监督行政权、预防腐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84个国家的预算公开性指数与清廉指数的相关性,可以寻找预算公开支撑政府清廉的共性规律和制度条件。研究表明:预算公开性指数对清廉指数有很强的支撑作用。这一结论的启示是:反腐败不能仅仅依靠规制用人的制度,还要有完善的规制用财的制度,预算公开是政府走向清廉的必由之路。     

我国未成年人作证制度的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有关未成年人作证制度的规定很不完善,继承我国古代未成年人作证之历史制度,移植域外未成年人作证之规定,以填补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证人资格、作证方式、权利义务等方面内容的空白或者不足,是建构我国未成年人作证制度的必由之路。     

双重制度逻辑下的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基于S市的案例分析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的一项重构预算资源分配的制度。已有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侧重于制度设计端的中西方宏大制度背景差异下管理机制重构、管理技术提升以及制度系统间耦合性问题,很少将注意力切换到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领域,也未将预算管理改革情景具象化到中国市县改革场域中。在我国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逻辑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逻辑间如何互动,身处改革场域中的行动者如何响应,响应策略如何影响绩效结果发挥预算资源分配功能？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案例剖析,总结构建一个“制度逻辑-场域结构-响应策略”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在中国情境下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达预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预算绩效改革嵌入既有预算管理系统,尚处于不成熟的“新兴场域”中,并未成为改革场域的主导制度逻辑,在双重制度逻辑及既有场域结构的约束下,行动者可挑选符合自身核心目标的响应策略,这是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构建的理论框架,试图与既有政策执行理论和西方制度复杂性理论对话,为推动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方向。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河南省农村外语教育师资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制度保障为考察重点

在农村教育体系中,外语教育具有战略基础地位。为更好地提高河南省农村外语教育,从当前河南省外语师资现状入手,分析造成河南省外语教育师资现状的制度环境,从而为改善河南省外语教育师资制度提供有效建议:一是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二是构建多样化教师资格认证体系;三是强化教师编制管理。     

区域垄断、治理体系重构与“多中心”化——水务治理的制度选择

早期对水务产业治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机制、公有企业之间的选择,以及市场机制的内部模式问题,这无法解释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的困境,也无法为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背景、水务行业的经济属性以及水务行业的治理制度选择结合起来,以英国经验为基础,构建了新的解释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框架,即"多中心"的水务治理制度框架。     

超越制度建构与秩序内生——和谐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乡村是干预程度较低的自我管理,秩序以内生为主.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但持续不断的变革切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权力的全面进入并没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发展史的分析,目前,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互动与协同.     

人民调解制度的嬗变——以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中心

在国家权力直接作用的范围之外公众透过一定的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是以社会性为本质特征的人类的天性需求,而社会自治组织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内部调解机制的保障.以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国的社会自治组织及其主持的人民调解几十年演绎和嬗变的历程表明,以国家权力的直接支持为背景的权威型社会自治组织往往衍生出强制性的人民调解,而失去权力支撑的松散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调解职能又普遍弱化,因此只有政社分离下的服务型社会自治组织才可能建立自治性的人民调解,真正符合人类的福祉和幸福.     

证据制度中的法定与裁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为视角

法定与裁量曾经在历史上的自由证明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二者在当下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却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纵观各国的证据制度,法定与裁量呈现出相结合的趋势。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制度为基础,分析了不同证据制度之下的法定与裁量此起彼伏的演变历程以及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结合趋势。     

反贫困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优化——以内蒙古、云南为例

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聚居区农牧民贫困具有区域贫困与农牧民个体贫困并存,贫困发生率高等一些共性的特征。贫困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具有制约性,只有对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区新农合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才能促进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历史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维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人们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是深化中国理论的重要资源,是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制度优势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深刻系统把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述中国制度与人类社会其他制度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中国制度不是自然形成的,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中国制度优势也不是天然存在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形成的历史逻辑中逐步得到体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力是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而制度优势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实践,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再证实了中国制度优势。     

破产的运动与制度重构——从联省自治运动看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制度选择

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是联邦制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次尝试,这次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走向影响深远.运动的破产说明了联邦制这种制度形式并不适应近代中国的政治土壤,也预示了联邦制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衰落的政治命运.以中央集权的重申、民主合法性建构和现代政党兴起为主要逻辑的国家整合,逐渐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近代中国的政治结构选择单一制,而不选择联邦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必然的制度选择.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风险——以彩票业为例

从风险与制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彩票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彩票是国家对社会投机行为进行有序管理的制度形式,实现了国家对风险的制度化利用,达到了通过赋予娱乐行为合法性,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目的。彩票业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产生的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说明了任何制度建设都蕴藏着潜在风险。要解决彩票发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必须从完善和强化监管机制入手,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     

制度变迁的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超限与社会反抗——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可以以人民公社制度的创建与解体为典型案例,分析国家塑造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反塑造的双向过程.人民公社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典型建构性特征的制度,它象征着国家权力在社会范围内的超限度扩张.而它对社会的过度嵌入则导致了社会自主性要求与国家全能要求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瓦解.因此,制度的立废实际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而国家应该认识到权力的生长过程是国家与社会互为建设性的塑造过程,两者互赖关系的维持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治党模式发展演进——从以章治党、政策治党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章始终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党的政策(决议与指示)、党的纪律、党内法规等始终都是管党治党的基本依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以章治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点,但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以章治党、纪律治党与政策治党相结合,可谓革命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这一治党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延续;聚焦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以章治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可谓改革开放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坚持"法纪分明、纪在法前",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行以章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可谓新时代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从根本上看,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党模式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