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一个重要支撑和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大动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九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持续不断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机构改革历来都重视顶层设计,即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围绕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展开分析,有利于充分认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加强组织领导,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预算改革: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国语境下的路径选择

预算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因为它涉及社会活动的多个方面,一套与公共财政框架相适应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不仅对政府财政管理的法制化、透明化和民主化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必经环节.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民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预算制度是我国切实贯彻依法治国理念,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也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当前我国在预算法治化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难题要解决,解决这些改革难题既要借鉴他国家的经验,也要贯彻落实好新修订的《预算法》.     

财政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

财政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纵观世界各国,既没有出现财政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财政权力绝对分散在地方政府体系中的现象。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也就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财政分权不仅在发达国家得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让三者在各自领域里发挥其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机构改革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等方面为厘清三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进程迟缓、社会组织自主活动能力有限、法律供给滞后、逆政社分开等。未来的改革需要把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价值、组织和制度等三个方面推进。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治理的本原内涵出发,国家治理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其强调的是"国家"与"治理"的双重意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治理优势的治理形态。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法治、民主、协商、高效是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共识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的困境。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指导,从基本理解出发,要应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必须构建成熟的多元主体。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蕴含着关于国家治理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成为开启和指导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纲领性文献。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的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制度创新与制度构建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在于制度的成熟完善与有力执行。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保障——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灵魂在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观条件——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人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自由、秩序与更好的国家治理

民主制只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手段,尚不足以构成保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充分条件。现代国家治理不仅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民主制,还要通过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教育的复合制度安排,约束公共权力,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北大核心

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复杂关系,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审慎权衡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新时期,我们要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实际,努力使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协调有序、良性互动的理想关系状态。     

国家治理、合作网络与公民参与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异化与政府公共责任的蜕化,其实现有赖于公民参与。公民参与不仅能够证成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实现特定利益的调和,也是建构治理合作网络、强化国家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必须以公民美德为条件,以法治和有序为限度,以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全方位参与为途径。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命题是：确立文化治理的地位,同步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制度保障力量让亿万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获得文化实惠、共享改革开放文化成果,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单纯的法律及制度建设问题,还包括了观念更新、文化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