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自主性

道德是一种社会选择,是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依据某种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价值准则和善恶冲突之间所作的自由自觉的抉择。道德的选择以道德的自主性为前提条件,道德的自主性就是指人们在道德选择中对道德的自觉意识、自主抉择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略谈健全的文化心态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衣、食、住、行等生活样式都在变化,随之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也在渐渐改变,亦即指导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弃取、毁誉标准也在改变。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中     

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

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自古及今,这都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安提戈涅和苏格拉底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的描述,探讨了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理由。恶法非法的理由是存在着一个衡量法律善恶的更高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更高标准的法就不是法律。恶法亦法的理由是将法律作为衡量自身公正与否的惟一标准,法律的存在与法律的好坏是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不能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否定法律的实际存在。恶的法律也是法律,不仅意味着一种秩序要求,而且可以在承认现存法律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对法律的批判态度,从而促进法律的进步。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恶的法律的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所揭示的是背后法价值中安全与正义之间的紧张冲突。本文认为,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尊重法的安定性。法律只要是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制定的,就应该得到遵守和服从,即使这种法律在内容上有可能是坏的。     

行政法平衡论疏议——一个方法论的视角

平衡论是一种应然理论,而不是实然理论.平衡论主要运用理性思维和演绎推理建构其理论体系,它指明了行政法在多元价值冲突对峙中应诉诸平衡的目标和导向.对行政法存在的规范和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不是“平衡论”范畴所要解决的问题.     

兰德客观主义伦理学的理性幻象

客观主义伦理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安·兰德针对20世纪中期一度盛行于美国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情感主义和非认知主义而提出的一种伦理学说.它以人的生命存在作为价值标准,通过强调人的理性本质来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进而提出了人的生命存在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社会原则,同时还强调任何人包括团体或政府都无权首先诉诸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然而,在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客观主义伦理学虽充满理性的激情,亦不乏众多信徒,但由于无法有效地在现实中正当化其基本理念和原则,从而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     

伦理道德变迁对政府领导方法有效性的影响

当前，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善恶判断标准复杂、道义与功利并重、不同形态伦理道德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态势。这不仅增加了政府整合道德关系的难度，还削弱了政府对民众的道德影响力，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道德建设，其结果必然影响政府领导方法有效性。     

价值评价的现实矛盾及调适思路

由于改革的复杂性,人们对于改革的价值评价具有了发散性特点.社会转轨时期,价值与利益的多元化,价值文化诸形态的存在,改革的分离式推进,引发了价值评价及评价标准的多样性特点.对于价值评价矛盾进行调适的关键在于注意改革的协调性发展;社会主体对改革理解要有代价意识;社会应自觉确立具有全面性、层次性、易操作性特点的评价标准系统.     

论善恶选择的前提

善恶选择是人们对道德善与恶进行抉择和取舍的一种道德活动。道德选择的前提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实践创造了道德善恶选择的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 ,善恶选择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大学理念价值实现的逻辑路径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世界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念.理想性、批判性、规律性和适应性是涉及大学理念架构的四个重要范畴,理想性特征彰显大学理念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批判性特征实现大学理念的价值导向功能,而大学理念现代价值的实现则需要在遵循自身规律和适应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试论中国人的无讼意识及其影响——一个个案的法社会学分析

自中国启动法制现代化事业以来,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无讼意识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与法制现代化事业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无讼意识阻碍了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另一方面,当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发生冲突而无法调和时,人们规避制定法转而诉诸自己所熟悉的乡规民约来解决身边的纷争.这时,无讼意识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促进民间法向国家制定法融合和转变的作用.     

在职青年“家庭-工作”冲突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全国五城市已婚青年的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孩子为标准将在职青年分为两组,分别探讨其"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无孩子的青年而言,夫妻关系对"家庭-工作"的冲突有显著影响,夫妻关系越好,"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越低;对于有孩子的青年,除夫妻关系外,职业特征、职业价值观和育儿观念分歧对"家庭-工作"的冲突程度亦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那些夫妻关系越差、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将工作视为自我实现方式的,以及与父母在育儿观念上存在分歧的青年,"家庭-工作"冲突的程度越高。     

共识的构建：恐怖主义分析路径之选择

进行反恐怖主义研究必须弄清楚恐怖主义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包括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和概念界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问题丛生。恐怖主义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同的评价主体由于所处位置及论说语境不同，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而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差异则是由不同学科的定义重点不同所导致的，其定义的主要方法包括政治学、语义学和法律学三种方法。关于恐怖主义基本范畴的分析，最终目的还是要归于问题本身的解决。在具体分析恐怖主义时，人们一般习惯于套用“文明冲突论”或“现代性”的范式。这两种理论都有其依据，也有其缺陷，而沟通理性在此之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领导干部的人际关系冲突与化解之道

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重要的,对于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更是如此。领导干部人际关系冲突的类型包括因职业而起的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冲突,因身份而起的人际关系冲突,以及回归普通人“本原”状态的人际关系冲突。要化解这些人际关系冲突,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自我修养,确立正确的利益观,充分认知自我的“公共”身份,不断增强把握人际冲突与化解之道。     

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研究——以建设世界城市为视角

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首都危险物品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反恐防暴形势,只有深刻剖析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管理模式,完善并创新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危险物品管理机制,全面推进危险物品安全监管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才能提升首都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总体水平,为世界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论“同心”思想的内涵与功能

“同心”思想涵盖了从思想观念、价值目标到具体行为的具体原则和求。“同心”思想的根本求在于谋求理念信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以及目标追求的一致性。政治性、群众性和包容性是“同心”思想的显著特征。和谐哲学是“同心”思想的深层内核、哲学基础。“同心”思想的功能在于：增强共识，为统一战线奠定思想基础；明确方向，为统一战线奠定政治基础；统一行动，为统一战线奠定实践基础。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对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时代求，必须全面落实“同心”思想。这是推进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为此，必须努力做到：把握“同心”思想的精神实质，提高统战文化建设水平；领会“同心”思想的重特征，把握好统战工作中“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关系；明确“同心”思想的具体求，深入推进“同心”行动。     

论犯罪人的帮困扶助——以社会支持理论与社会控制理论的冲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在性善或性恶的切入点、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不同与冲突。理论的冲突与融合往往带来实践的思考。以两种理论的冲突看犯罪人帮困扶助,它既是一项预防犯罪的举措,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而构建和谐的"社会联系"是其科学发展的基础与着力点。     

企业注册商标商誉的管理与保护——从“王老吉”和“加多宝”商标系列案谈起

商标只是一种具有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功能的识别性标记。通过企业对商标（trademark）的实际使用，企业可以在特定商标与商品或服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商标具有超出标记本身的商誉（Goodwillofatradeorbusiness）。透过“王老吉”和“加多宝”商标系列案，我们可以看出商标与商誉不仅可以分离存，甚至可以同时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人。因此，不同于通过商标注册途径来保护商誉的研究，对商誉的后商标管理与保护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话语权博弈下司法判决的形成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民众表达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致使个别案件的审判被演变为“媒体审判”、“民意审判”,判决往往成为不同话语权博弈后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媒体监督的无序失范、司法独立性价值的消弱还是民意与判决的冲突,都可归结为媒体所代表的民意话语权与相关利益主体所代表的话语权、法律阶层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的冲突.面对该困境,文章通过典型、热点案例,从话语权选择主体、话语权表达主体两方面为困境中的理性判决提供了合理性建议.     

试论“后悔权”设立之法学证成

作为泊来事物,"后悔权"①一经浮出水面,即遭受或赞或贬的命运。其中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又有失偏颇。据此,理清"后悔权"之真正意旨,区别相关权利,奠定对其讨论的正确基础实为必需且为必要。此外,"后悔权"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惯例",无理由将之拒之门外,但为避免"水土不服"的尴尬,其设立必须兼顾本土实际,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设立中国特色的"后悔权"制度——"有限后悔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