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诱导性询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立法上有所体现,但我国对诱导性询问存在误读.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与诱导性询问的生成所要求的诉讼模式存在差异;二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立法上没有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导致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的确立缺乏根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和完善诱导性询问制度的看法,以期能对我国构建诱导性询问有所裨益.     

交叉询问制度之构建

审判中心语境下要将庭审作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心证形成的中心阶段,关键在于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认定事实的言词证据进行交叉询问。因此,应当坚持证人出庭为前提,通过增强辩方的辩护技术提升质证质量,从而发现事实真相。同时,宜适当借鉴域外之诱导性询问规则,探索构建符合中国本土司法情境下的交叉询问制度。     

我国庭审过程中交叉询问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们一直在探寻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案,因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导,所以庭审过程中的交叉询问制度、质证认证制度等规则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就显得不健全。可以在探究我国庭审过程中的举证、质证、认证规则不足的同时,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美国的《诉讼法》相比较,以寻求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办法。     

交叉询问规则研究

交叉询问是对抗式庭审的重要特征,本文着重论述交叉询问规则的内涵并探求规则背后的理论根源,这些规则包括:交叉询问的阶段、顺序规则、相关性规则、合法性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反对复合式及其他混乱性问题的规则、异议规则等。     

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制度研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质证规定了若干交叉询问的因素,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交叉询问实际上是举步维艰,英美法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能够良好的运作,是有一整套制度规范作为保障的.而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缺少这些制度规范,因而我国的交叉询问可以称为形不似神亦不似,实际作用也大打折扣.有必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以保障被告...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条款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交叉询问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还面临着一些配套制度的阻力，如证人出庭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辩护制度以及独立裁判制度等等。我们应当从关注交叉询问规则本身，转移到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上来，从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处出发进行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引用、借鉴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使我国的研究较为混乱。刑事诉讼构造是从微观研究某一刑事诉讼模式内在要素的组合,从系统到要素来研究刑事诉讼的内在功能。刑事诉讼的主体构造关系是刑事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模式的下位概念。     

试论交叉询问艺术--兼谈刑辩律师的基本功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所有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交叉询问就是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交叉询问是刑辩律师在新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下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衡量刑辩律师的辩护艺术和技巧的重要指标.     

交叉询问——辩护职能的基石

交叉询问是落实保护刑事被告质证权的重要装置,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具有特色的诉讼制度。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控辩职能,庭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如何在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文章分析了交叉询问对辩护职能的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关于交叉询问制能否在我国适用的思考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追求证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规则,因其突出的作用开始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关注。但我国并不具备交叉询问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环境,所以目前难以移植该制度。     

法官需求状态的解析与法官行为模式的规制

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工具分析法官的需求状态及其特点,从而寻求规制法官行为模式的途径.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尊重的需求在法官需求状态中具有主导地位,对法官行为模式具有决定性作用.选择收入和层级关系这两个因素来解析法官需求状态和行为模式.分析发现,收入不能满足尊重的需求,层级关系剥夺了法官在独立裁判中应得到的尊重,都是导致不公正和无效率行为模式的根本原因.本文的结论是,如果法官尊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法官就不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符合司法价值的法官行为模式就不会形成.要规制法官行为使之以公正和效率为取向,应从改变影响法官需求状态的制度性因素着手.在司法改革中,也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网格化"街面巡逻盘查的战术方法

"网格化"街面动态巡逻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前警察勤务的一种新的运行机制,研究掌握巡逻盘查的战术和方法,对于提高警察的执法效率,增强警察的战斗力都具有现实意义."网格化"街面巡逻盘查的战术方法主要包括疑点的识别、对盘查目标接近与控制的时机、盘问的战术方法、对盘查对象检查的战术方法等几个方面.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我国刑罚体系改革的现代化坐标：以检视主附加刑模式为支点

刑罚体系改革是刑罚制度改革的基点与核心。主附加刑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应根据犯罪分层理论建立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的轻重自然人刑罚体系。独立的法人犯罪刑罚体系可以参照自然人刑罚体系规定刑种及轻重。应发挥广义保安处分制度的整合性机能,与改革后的传统刑罚体系融合为二元刑罚制裁体系。     

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刑事申诉制度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刑事申诉制度涉及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与裁判的稳定性,关系到社会正义的实现。应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思想,完善我国刑事申诉制度。     

假释制度的刑罚目的论解释

刑罚目的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刑罚、司法机关适用刑罚、行刑机关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决定着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国家刑罚制度的具体设计。作为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假释制度的设计与存在当然也受到刑罚目的的制约与影响。现代刑法理论已经相当广泛地把刑罚目的理论作为证明刑事司法制度合理性的基础。在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学说中,刑罚目的综合理论是合理的。正义性是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假释制度反映了刑罚的报应目的,蕴含着对刑罚正义的要求,完全具有正义性的根据。假释确切地表征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是实现特殊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假释的适用既要受到一般预防目的的制约,也有利于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国际体系的稳定、变革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际体系的稳定关键在于其结构层面。一个体系是否稳定,与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主要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关系、国际体系的调节机制等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体系的变革既有体系内主要行为体力量发展不平衡、力量组合关系发生变动、主要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等内在动因,也有全球化趋势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催化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没有产生变革国际体系的要件,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动荡,而是将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和平、渐进、稳定的转型。     

改革开放30年刑罚消灭制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刑罚消灭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时效制度、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以1997年刑法典颁布为界,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当前对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在整体研究水准上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进一步重视和深化比较研究.在研究重点上,对于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尤其是刑罚消灭制度的特征、理论根据等诸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刑事政策模式转换的理性抉择——我国刑事政策理性思辨

为了回应社会转型的内在需要,我国刑事政策从国家本位型向国家-社会双本位型转换是刑事政策的理性选择的必由之路。我国刑事政策转型早于社会转型,超前启动,经历了阵痛期和整合期,完成了模式转换的量变阶段,进入了国家-社会双本位的二元结构模式的建立时期。     

关于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的理性思考

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应当注意军事指挥权与军事审判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平衡;着重解决现有刑事诉讼法律依据与战时刑事诉讼特殊情形、保障战时军事利益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障军人权利与维护战时军事秩序之间的矛盾。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当务之急是采用单行法规的立法体例,然后过渡到一元制的立法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