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发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开始现代转型,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失去了原初的价值和功能,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村规民约成为推进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整合农民利益的重要平台、农村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应通过基层政府的指导和备案引导村规民约良性发展,其内容则须突出村域特色、坚持不突破法律"底线"。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的村规民约,在传统社会管理中,是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村规民约仍然是农村社会治理中重要工具。村规民约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准确地界定村庄公共利益,利用与改造村规民约的传统因素以及建立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村规民约的效力空间会逐渐萎缩,但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有助于提升村民的自主性能力,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自治型自理模式。     

农村现代化变迁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农村变迁的背景下,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的多重交锋使得共同体趋于衰落。面对农村基层场域的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难以完成秩序整合的诉求。农村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模式的介入,以推进农村现代化变迁。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可以完成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型。通过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民自治能力的赋权与增权,通过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理念嵌入,实现农村治理要素的再整合,并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最终完成农村基层治理的秩序期待与发展期待。     

推动村规民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治理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湖南省各地在民政部门等相关单位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探索,走出了特色鲜明的路子,形成了运用村规民约解决难事、烦心事的“新招法”。典型做法用村规民约整治人情送礼风,助力移风易俗。长期以来,滥办酒席、送礼跟风、盲目攀比等让群众苦不堪言。一些地方将严禁滥办酒席纳入村规民约,让广大村民卸下“人情包袱”。比如,江永县潇浦镇向光村创办合约食堂。     

家族政治、精英更替与村庄治理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学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转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就一直持续。家族作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几经沉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被赋予了现代性意义。文章通过对个案村庄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在现代村庄治理过程中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家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下的当代农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政治或家族影响力为何能够一直延续,并在当前村庄政治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随着代际的更替,村庄家族政治向精英政治的转型,这些都值得研究。     

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优势，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而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乡规民约的发展却遭遇了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对宁波农村乡规民约的实地调研，尝试以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个体层面内化因素的影响开展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自觉，以此来重新挖掘乡规民约的内在价值及治理作用，让乡规民约继续焕发活力。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作为村民共同制定遵守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体现,是基层民主的产物。在农村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强化村规民约的自治性、约束性有助于基层民主完善和平安农村建设,而推进村规民约的法治化则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面对村规民约"价值显然、问题突出"的现状,亟需通过相关措施来应对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基于对我区六个乡镇(社区)调研的结果

乡规民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治的一种体现,早在西周时期的《周礼》中就有乡里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的记载,一直以来,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要加强对乡规民约的重要作用、发展现状的认识,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赋予乡规民约更多的时代内涵,发掘其当代价值,从而使乡规民约在推进依法治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发展现象,它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它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何在?它的运行机制怎样?这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政治学者的极大关注。本文将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来探讨承包责任制与农村基层民主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的民主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一系列民主制度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村规民约制度、财务和政务公开制度。以村民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民主治理,之所以能够在广大农村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其现实基础就是农村经济承包     

政经分离与农村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物质收益持续提高。然而,高度集权的农村管理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群体利益多元分化的基层治理格局,导致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经分离是珠三角农村的一项综合改革,通过将自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运行相分离,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政经分离改革引发了农村基层治理秩序重构,农村选举焦点将从村委会转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方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村集体经济面临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农村社会治理亟待突破户籍限制,构建现代服务型社区;农民的制度规则意识、市场风险意识、责任主体意识均需不断增强。     

用基层民主引领基层治理——对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思考

村民自治是目前中国农村治理中最为核心与基本的制度。因此,要想搞好农村社会的管理,抓好村民自治是关键;要进行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完善村民自治是首要内容。2008年以来,成都市为适应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以建立村民议事会为突破,积极探索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经过三年的运行,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在促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转变、完善村民自治、以及化解农村基层矛盾与纠纷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它已不再是一项配合产权制度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成为成都市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深化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举措。     

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整合社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路径——以上海社区党建为例

社会整合的最大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的和谐，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体现为宏观管理能力，还体现在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能力。在传统治理模式下，社会基层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有效管理。在政府管理现代转型、基层民主自治需要提高到新水平、社会建设需要更好更快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执政能力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社会整合将成为提升党的基层执政能力的重要路径。     

以法助力村规民约“升级”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的召开,加速了四川全面推进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在这种背景下,以村规民约法治化为基本路径,在尊重群众"原创精神"的基础上助村规民约"升级",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村规民约"升级"要广征民意"接地气"。增强村规民约的刚性约束,达到自治效果,必须顺应广大村民意愿,符合广大村民心声。村(社区)可以通过"坝坝会"、入户走访,"一户一表"的形式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将集体资产处置、户口管理分配、婚姻家庭、社     

略论“准法规范“-村规民约建设及其重大意义

自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便作为中国农村基层的基本政治制度被确立下来。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村规民约不仅是村民自治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基础，也是农村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得到推广和完善，其中，村规民约建设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此，对村规民约建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法治化进程。推动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村规民约是基层农村…     

目前中国农村基层自治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然而在传统社会影响深远的农村实施现代民主制度面临着种种困境，其中主要表现为角色困境、利益困境、权力困境、道德困境。这些困境无疑构成了实现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观念或制度性障碍。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运用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亟待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运用到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