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社会风险成因与对策研究

黑龙江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社会发展却不均衡,当前时期,各种利益群体诉求增加,社会矛盾凸显,面临一定社会风险。黑龙江省社会风险表征是：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失业率反弹,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等。黑龙江省产生社会风险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分配不均衡,导致一些社会成员利益受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吸纳就业能力较低;资源依赖型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生态环境遭受巨大压力;社会成熟度不够,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概率被放大等。因此,本文提出构建应对社会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建立有效的社会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积极的心理干预机制。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重大决策的新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社会风险与重大决策密切相关。作为对社会资源和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重大决策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影响,既是改革发展的推进载体,又是社会风险源。以社会风险源为标准,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可以分为经济风险、安全风险、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四种类型,而社会稳定风险居于最高层次。重大决策之所以蕴含社会稳定风险,与决策本身的利益冲突、决策机制不科学、政策缝隙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等因素相关。为化解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大力开展“稳评”,并针对“稳评”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推进“稳评”的转型发展。     

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与规避逻辑

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是指发生在互联网空间或主要由互联网所导致的职业风险。领导干部的网络风险主要包括由个性所致、职务过程所致和社会生态所致三种类型。社会分化导致的族群紧张、参与转变导致的社会压力、个人失败归因的方向转化是导致领导干部网络风险产生的社会基础。规范网络风险要遵循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立足事件本身的客观现实,遵循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符合人民大众的合理诉求,恪守法律制度的尺度界限。     

风险社会与提高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高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受国内外及整个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存在着诸多风险性因素,给我们党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构建和谐社会,应对风险社会,必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为此,必须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立和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努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论风险社会溯源中的科学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会对科学寄予更多的期望,但是我们既已拥有的科学却无法承载起我们的期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是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包含着普遍主义精神和同一性追求,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是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开展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致使科学中的普遍主义精神和同一性追求与现实行动的要求相冲突。从思维方式上看,工业社会的科学是在线性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去建构认知模式的,而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必须时时准备应对原因不明的危机事件。这也要求科学应当转向服务于当下的行动,而不是计较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而且既有的探寻原因的线性思维也无法取得正确的认知成果。风险社会中的科学重建应当探寻一条融合之路,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应当努力去把握一切融合的机会和可能性。     

马克思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观,肯定了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通过直接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科学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通过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为解放人类自身提供物质、精神条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深刻反思滥用科学导致的危害,又必须充分认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北大核心CSSCI

流动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实施数字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化表达、连续性追踪、减速化处理以及合作行动网络重塑,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简单化治理。但数字治理也存在风险:一是技术局限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狭隘化处理,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不当简化、治理方式的固化;二是理想化的预测与规划导致生活受到技术的控制,如科学预测带来僵化的管理思维、技术在规划生活时也在支配生活;三是对技术理性的强调挤占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导致治理责任与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因此,需要基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赋予数字符号以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在多元主体行动中进行数字系统的合作生产;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数字治理进行评判和考量;在流动性的数字流程中完成治理责任分配。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表征、根源及应对

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突出表征为:社会极化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累积的力度;意识形态内生弱化凸显,加剧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社会结构紧张,潜存着社会结构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分配不公平,增加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公共服务"内卷化"问题显现,极易诱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范;自然生态风险增加,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当下我国社会风险的诸多表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失衡多为经济利益牵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社会风险、中国社会存在诸多使风险放大的要素、全球化风险带来的冲击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出路在于:树立正确的现代风险理念;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创新公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自然生态风险治理;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等。     

应对转型风险:我国社会政策的现实背景、目标选择与何以所为

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由于我国正在进行着“尺缩钟慢”式的时空高度压缩的双重社会转型,因而使我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风险———转型风险,它必然导致社会问题的“井喷”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必须实施能够应对转型风险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构建起应对转型风险的社会“安全网”。     

风险消弭与能动调适：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国家治理面对的新常态,传统治理向韧性治理的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特征导致风险的自发生成、扩散与叠加,风险社会加剧传统治理模式失灵,能力提升推动风险社会治理“转脆为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问题表征包括多种价值失衡与弱化并存、管理结构僵化与管理流程异化凸显、能力欠缺与不足叠见层出。推动公共价值回归,重构社会公共秩序;克服组织结构性张力,破解传统治理机制梗阻;创新数字技术赋能,构建风险共担与学习能动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特征有三,即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社会风险、国内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和公共领域的风险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社会风险的深层根源是社会转型、利益困局和文化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建立风险防范的前瞻性机制,并制定合理政策,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公正风险：何种社会？哪些风险？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根源于人工智能社会的不公正。为了更加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     

伦理视野中的科学精神

在当代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导致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诸多伦理关注 ,由此引发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不断深化。首先在外延上是从求真拓展为臻善 ,外延上的拓展必然导致科学精神内涵的深化。从功能上看 ,科学精神对于科学和社会活动具有伦理规范作用 ,伦理上的规范使得科学精神具有其道德价值。由此使得对于科学精神在伦理视野中的探讨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风险社会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社会的命题就是针对“风险社会”的不和谐而提出来的,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各种风险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培育科学的风险责任意识,提高科学决策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创新和健全现代风险管理机制,强化国际合作机制等。     

从风险社会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社会的命题就是针对"风险社会"的不和谐而提出来的,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各种风险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培育科学的风险责任意识,提高科学决策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创新和健全现代风险管理机制,强化国际合作机制等.     

基于双重理性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管理范式嬗变的重要内容,因其高效率与低成本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工具理性未合理贯彻而导致的经济和效率风险,以及价值理性缺位导致的权力寻租、政府卸责和社会不公等风险。因此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行政伦理的内化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促使合同外包在公正、民主、责任等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发挥工具理性在优化手段方面的正效应,保证在公共性的基石上提高合同外包的效率和质量。     

养老机构风险管理的路径探析——国内外比较的视角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养老机构的发展也处于重大机遇期。然而机遇与风险并存,由于养老产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机构经营的微利性、事故纠纷的突发性等行业原因,养老机构的风险管理尤为重要。文章在科学识别我国养老机构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等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外养老机构风险管理的经验,从风险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处理和风险监测四大阶段出发,提出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养老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我国养老机构全面风险管理的措施建议。     

风险社会视野下女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探析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危机管理能力薄弱。我国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专家咨询部门;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关于实现人的“科学发展”的社会和谐机制的几点思考

实现人的“科学发展”,需要不断推进构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和谐机制进程。要以发展为主旋律,始终不渝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注民生,建立和完善相对公乎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保护人民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创新。健全社会风险预警体系。     

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矛盾——以Y市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为例

实现社会风险的稳定防范与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目标。为了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与创新。社会稳定风险源与重大决策紧密相关,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文章基于政策缝隙的视角,对Y市出租汽车车辆更新涉及经营权出让方案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说明在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方面,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存在偏差容易引发利益分配的不一致,这是导致社会矛盾的重要风险来源,也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关注重点。政府应当在公共政策的决策制定方面进一步周密完善,弥补政策偏差可能产生的风险。通过制定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范方案实现风险治理的源头化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