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人会见权浅论

会见权是指受委托或被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刑事辩护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享有同在押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会晤、见面的权利。会见权是刑事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能的根本保障。会见权的存在使得辩护人能够及时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真相,并为其提供法律     

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美国是目前刑事法律援助运作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其健全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美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美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手段,为实现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的辩护权提供了切实保障。在评介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构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将其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手段之一,实行多元化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实有效,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保障体系。     

案件管理与刑事诉讼法相关问题探究——以检察机关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权利为视角

会见难、阅卷难一直被刑辩律师所诟病,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阅卷程序。案件管理部门作为检察机关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权利的窗口,通过转变和更新辩护人权利保障理念、完善和提高辩护人权利保障机制、争取立法层面的支持等措施,构建我国检察机关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权利机制的理想图景。     

委托作品委托人约定财产权之必然及归属缺陷探讨

目前对委托作品的规定主要在合同约定内容及归属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委托作品双方约定的权利内容是整个著作权还是其中的财产权;二是委托作品无约定时,著作权归谁更为合理。就前者而言,委托作品合同交付的是智力成果,委托人继受取得权利,根据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不可分之著作权原理及我国只能转让著作财产权之法律规定,委托人约定的乃财产权,该结论也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吻合。就后者而言,委托作品无约定时归受托人的规定混同了委托作品与普通作品;导致法律采用双重标准;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平等不利影响。所以,双方无约定时著作财产权应归委托人。     

辩护人与刑事诉讼代理人权利本源探析

辩护人与刑事诉讼代理人的权利从何而来,文章从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各国有关法律规定分析研究得出：辩护人权利的本源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辩护权;刑事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虽来源于被害人,但同时也享有被害人所不享有的诉讼权利     

从虚置到实用：一般辩护人和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论

受制度设计取向和审查主体行动选择的影响,一般辩护人和被羁押者的通信在制度上和实际运行中受到限制,导致该通信制度呈现为虚置状态。一般辩护人制度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辩护律师制度的补充继续存在,基于控辩双方的权力/权利相对平衡的需求,应当推动该通信制度现实化。现实化的方式为:通过审查事由的具体化、审查期间、保障通信措施和审查法律责任的明晰化保障一般辩护人和被羁押者的通信权;同时,通过明晰一般辩护人和被羁押者之间的通信内容和法律责任规范通信权行使。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审计环境分析

现代独立审计是为减少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而其本身又存在着所有者与审计委托权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财务会计报告从生成到流向社会公众手中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是财务会计报告的生成环节,此时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取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审计环节,在这一环节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间接的取决于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后者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者与审计委托人之间的代理问题的解决。     

刑事被告人阅卷权研究

在奉行当事人主义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刑事诉讼体系下,被告人才是阅卷权的主体,而且被告人应当有权自行行使阅卷权。在具体案件中,仅靠辩护律师并不能起到最好的辩护效果,需要被告人予以配合,而被告人配合的前提是能够亲自阅卷。辩护制度要基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建立,而非国家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基于特殊信赖,赋予辩护律师较之被告人与其他辩护人更大的阅卷权,并非源自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被告人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即应享有阅卷权,但这也只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初探

无论在国内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授权行为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受益于美国政治学家对国内政治的委托代理分析,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广泛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研究国际组织。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有两种对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和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两种理论视角在研究国际组织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重点研究国际组织自身的行为,后者重点研究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及其问题,同时也关注国际组织自身的行为。本文对委托代理理论在国际组织研究中的理论运用进行梳理,重点阐述国家为什么授权国际组织(授权的好处)、委托人方面的问题、代理人方面的问题以及授权前后的控制机制等理论问题,这些是该视角研究国际组织的优势所在。文章还揭示了该理论视角潜在的弱点和问题:对规范取向较强的国际组织解释力不强;学者们对授权的逻辑缺乏共识;面对来自建构主义的国际组织研究的挑战;不太重视霸权国的存在;过多研究集中于欧盟和少数重要的国际组织;与长授权链相关的民主问责问题。     

新《刑诉法》视角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作为辩护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立法所承认.而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价值的选择和无罪推定及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律师保密义务有了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新刑诉法也存在不足之处,表现为赋予特免权的内容过窄和免证特权的例外情况适用不清楚,需要考虑法律的实际运行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委托作品与职务作品归属的矛盾分析

一、案情介绍案例一：R银行委托P公司设计并制作一种铜质的纪念币,为收藏的目的限量发行。双方约定：该币设计图案之版权归委托人R银行所有。受托人P公司经理M先生将P公司承接的上述设计任务中的部分绘图工作分派给D某,并在M先生的指导下实施。M先生承担了主持设计和执笔设计的工作。完成后,委托人R银行十分满意。在该币外包装盒盖的内面有一段由委托人R银行起草的说     

论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诉讼防御权的强化

控辩平等要求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防御权。为此首先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保障制度；其次应当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特殊，也为了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并强化律师帮助权必不可少。具体包括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交流权、律师阅卷权和律师调查取证权；最后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及相关保障机制。     

委托贷款的价值、法律性质及若干实务问题

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委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金额、用途、期限、利率等而代理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委托贷款不构成行纪或信托关系,也不能一概视为委托代理关系,定性为委托合同关系最符合其特征并且有利于加强银行职责。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侦查程序的公正是保证庭审程序公正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而欲使侦查程序得以公正，就须建构公正的侦查程序。引入犯罪嫌疑人受讯时辩护律师在场的做法．对于公正的侦查程序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     

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之实证分析

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行政复议法律性质的争议不断,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从实践中来看,所有层级的法律规范针对行政复议决定都有设定权,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情形对《行政复议法》中的规定都有所突破。这一现实不符合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复议公正原则和不利于彻底解决行政争议。通过对《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的分析可知,行政复议决定的设定权仅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应尽快取消其它法规规范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创制性规定,从而实现行政复议决定立法的科学化。     

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最后陈述权探析

最后陈述权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可以助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的真实性,同时还突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对旁听民众具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最后陈述权在内容上限制的同时,还应在立法上保障被告人的充分行使。     

论起诉前犯罪嫌疑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前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重要性在我国仍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事实上,赋予嫌疑人起诉前律师权既是制约侦查机关权力的需要,也是充分维护嫌疑人权利,确保嫌疑人自白自由的需要.尽管现今可以对侦讯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其仍无法替代律师在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律师权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内涵包括权利的告知、有为贫穷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有权放弃律师权的行使等内容.在美国法上,起诉前嫌疑人律师权的主张有明确性规制、视为主张规则和澄清规则三种.在起诉前嫌疑人主张律师权包含了律师权的主张等同于沉默权的主张、律师到场前应停止讯问以及权利的主张不限于本案件等多重效果.     

反思与重构：从取保候审到保释制度

为了减少羁押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的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建立了完善的保释制度。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性质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制度”,而保释制度的性质是一种“权利制度”。通过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立法上还是实践上,取保候审制度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简单的修补就能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造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结合国外成熟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释制度才能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