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行政问责制度 浅谈中国行政监督机制

一个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对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监督的有效和有力与否直接关系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它监督着行政问责制度的整个过程,使其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在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发展中,导致中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存在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以及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同样显现独立性不强,缺乏监督动力。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发展。就行政问责制度和行政监督的内涵加以界定,结合行政问责制度对中国的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做以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能对下一步改革引起一些思考。     

强化人大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强化人大监督,既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人大监督具有全面性、权威性、至上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它在整个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人大监督还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得力、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为了使人大监督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本文提出了思想观念更新、监督制度创新、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制定监督法等强化人大监督的途径。     

我国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理论探讨

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在西方国家广泛实施的监督专员制度,完全不同于我国现有的监督制度,对我们开阔视野,改革现有的监督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从监督专员制度可以适用于我国,这项制度所具有的优点和我国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主要难点三个方面来作基本的理论探讨.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及实现逻辑——基于上海M区案例的研究

现有文献述评表明,以整合人大和多元行动者参与预算过程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对于激活人大预算监督,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境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M区的调查,探讨该路径下的改革如何进行及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参与式治理技艺的引入和预算修正权的落实有助于实质性监督的开启,但良好监督绩效的取得不完全取决于人大自身技艺权力的完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态治理系统中预算环境的培育、权力结构的支撑以及行动者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改革逻辑的彰显有助于基层人大参与式预算治理创新的推动。     

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权力自身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对权力主体产生的制约、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以及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构成了整个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必须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更好地硬化人大监督,发挥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群众监督.     

略论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的完善

2009年两会的召开,使人大的监督权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质询制度作为人大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和实现国家民主政治的保障,虽然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性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因此,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质询制度的研究,并借鉴域外质询制度的有益经验,对完善我国人大监督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模式创新:如何监督制约监察委员会——基于传统与新型监督模式对比的视角

监察委员会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权力单元,亟待监督制约。在此有两种监督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传统监督模式: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执政党监督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另一种是新型监督模式:于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于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调查委员会、建立监察诉讼制度以及建立新型上级监督机制。通过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监察体制改革趋势的分析,发现传统的监督模式已很难胜任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相比之下新型监督模式的监督更加实效有力,更加符合法治运行规律。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绩效预算改革中的运作与影响——以广东省A区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由于缺乏科学有力、具体可行的制度安排,人大的预算监督在实践中往往被大大弱化。通过参与式观察及无结构访谈的形式搜集广东省A区开展绩效预算改革的实证资料后发现,尽管以财政部门为主导的绩效预算改革模式缓解了人大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有助于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但由于人大在改革中未能发挥主导作用而损害了绩效预算改革的最终效果。因此,发挥人大的内在优势,并以构建强化人大预算监督的制度安排为主要目标,应当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绩效预算改革的不二选择,而强化预算体制的公共性则应当是绩效预算改革的基本主轴。     

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和衔接配合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国家监督体制被重新整合,形成了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和监委监督公职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在新体制下,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既有区别分工,又要衔接配合。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区别分工主要表现在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标准、监督形式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衔接配合主要表现在人大监督与监委监督的交织点上,即人大监督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要移送监委调查处置;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要征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同意;监委对由人大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问责或其它处置要先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批,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先行相关处置。同时,必须以新体制为契机,以《修正案》和《监察法》为依据,总结《监督法》实施十三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修订完善《监督法》。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议行合一”的议会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有利于政治稳定。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是正确处理党与人大关系的重要原则,党必须进入人大执掌国家政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和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与此同时,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加强人大对财政的监督,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认真贯彻落实《监督法》。     

我国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11省700名乡镇纪委书记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为加强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村务监督委员会目前仍然处于"重设立,轻建设"阶段,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监督力量整合不够、制度体系不完备、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费紧张、政府支持不足等诸多困境。为更好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效益,需进一步深化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认识,理顺政府各部门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健全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保障,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素质。     

我国监督体系与运行机制的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监督制度在总体上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同时,其监督体系与运行机制的缺陷也开始显现。本文分析认为,其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监督机构设置不科学;监督运行指向单一;监督法律供给不足;监督实施滞后;监督体系及其运行缺乏统领机构。这种科学分析,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完善现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并从制度上、机制上对症下药提供启示和参考。     

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的探讨

依法强化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是依法行政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可分为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和加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加强行政执法内部监督的途径为: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各种具体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加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途径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加强和改善人大监督,确保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切实发挥人民政协的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加强群众监督。     

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差异性分析

无论在理论视角,还是在实践层面,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普遍存在混同混用的现象,明显制约了理论创新和制度供给,当然也凸显了简要区分二者的必要性。二者皆出于控制权力的需要,在词源上已存在双向性和单向性、主体间性和主客间性的差异,自然能够衍生出以下区别:在主体构成上,制约主体具有体制内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监督主体在体制内外皆有明显的易变性;在作用机制上,权力制约主要由体制内力量通过制度设计发挥相互制衡的作用,而权力监督则是多元主体在批判和查处中规范权力运行;在作用时效上,权力制约主要在前车之鉴中创新制度设计,防患未然,具有明显的前瞻性,权力监督则以批评或查处减少或挽回损失,具有相应的滞后性。当然,只有对二者的差异性秉持相对化而非绝对化的理解,才能精准发挥各自特长,共同发掘其规范权力运行的潜能。     

论人大监督机制的创新

从我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文明的要求出发,人大监督机制创新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已有的制度,构建新的制度,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使人大监督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所界定;二是赋予人大监督机制以正义价值,实现制度正义,也就是使制度安排凝结着“正义法治价值”。     

地方人大特定问题调查权研究

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的刚性职权.依法启动和运用这项权力,是转变人大监督工作弱化局面、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所必要和急需的条件.从现实来看,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行使还跟不上人大监督的实践需求.忽视这项权力的功能,已成为人大监督制度之软肋.如何在现有法律条文的框架内,在监督实践中有效启动、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考验着地方各级人大及工作者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应从纠正对特定问题调查权的认识偏差、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增强其可操作性、准确界定特定问题的范围、明确调查权限和时限、增强特定问题调查的公开性和实效性、完善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起完善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     

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地方人大个案监督机制的完善

个案监督是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给它的职权,属于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监督手段。它体现了建构有效监督体制,制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各地人大正处于摸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完善个案监督体系,使其成为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的监督机制。     

制度变迁视域中的政府直审村官模式

政府直审村官模式作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增量式制度创新,通过机构改革与整合监督力量,以加强村居审计工作为切入点,使地方政府介入到农村治理格局之中。该制度创新一方面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投入为村务监督制度注入动力,弥补了村务监督体系因村民参与不足而造成的动力缺陷问题;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制度建构形成了对村官进行管理考核的压力型体制,使地方政府成为主导农村事务发展的重要政治主体。制度创新在为农村提供制度供给和公共权威的同时,还应注重合理引导村民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依靠村民自身参与激活制度存量。     

在人大监督下依法施政

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下,地方人大监督本地政府依法施政,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