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政道与治道：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之辨

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存在着政道民主与治道民主的两种主张,前者是对来自西方社会的民主实践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研判,后者是基于中国政治国情的现实选择.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理论争论,这两种主张却形成了事实上的争辩,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是遵循政道民主的路线还是治道民主的路线作出审慎的理论辨识.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其内在的结构特征,治道民主因其与中国基本政治构架具有兼容性、安全性的特点,因此符合中国政治改革的要求.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走治道民主之路,治道民主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起点选择.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与路径

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科斯与治道变革

科斯的治学方法简单、易于处理和符合现实.科斯定理在多个方面隐含着政府治道变革的思想.科斯的理论的确有很多值得商讨之处,但这些质疑似乎并没有抹去他的学术成就的光华,其原因可能是他的治学方法重在符合实际,而不是建立系统的理论,这使得这些理论上的质疑都无关紧要.政府治理之道需要变革,而学者的治学之道更要变革.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中的超越、欠缺与还原

公共管理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理论范式变革,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的学科使命。而每一次范式变革必然是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并伴随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探讨与价值取向的确立。从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力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复归市场再度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到平衡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公共治理理论,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面向现实社会问题与挑战的裂变与再生,是应对理论危机和管理实践危机的自我调适。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作为一种技术和思维方式,大数据不仅给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了重构组织结构、再造政府流程以及优化决策机制等诸多机遇,而且还对政府治理思维转变、能力提升以及“大数据适应型”政府的建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为了建设大数据适应型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治道变革,将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技术运用、完善制度供给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新路径作为变革重心。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困扰着世界。全球治理赤字主要源于现有治理范式的困境,建立在工具理性和霸权护持基础上的旧范式使得全球治理呈现效果不彰的状态。新兴国家逐渐走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将有助于全球治理范式的变革并为新型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注入活力。中国是全球治理转型中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指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坚持"全球共生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双重推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样板。"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和机制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助力新型全球治理的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将为全球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中国方案。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公共性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发展的需要,是治道变革———政府治理工具选择转变的需要,是增强党和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     

政府“放管服”改革及其“获得感”的秩序维度

"放管服"改革,是最近几年国务院推动政府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先手棋",但其中存在秩序维度的冲突。要让"放管服"改革取得成功,并且让企业和民众有"获得感",须从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从物理层面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改革的技术细节改进、程序流程优化和服务态度与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有关。从秩序维度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各个秩序板块之间的结构契合有关。从关注政府的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的要义看,是从权力的治理转向权利的治理,从单中心的治理转向多元参与的治理,从强制性、等级性、条块分割、心理失衡的治理转向自愿的、平等的、整体的、网格状、心理协调的治理。     

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理论构建

既有研究大多数从外部技术变迁的角度,将平台型政府视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持的政务服务平台,忽视了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基于权力结构、核心职能、资源分配机制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区别于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公共治理范式,平台治理范式将政府定位于助推自身与市场、社会、个体互动、协商、协作的平台构建者。置于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场景,平台型政府成为新技术条件下党政融合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搭建开放共享平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跨界公共治理问题,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政府形态。平台型政府概念可以构成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之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贡献。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治理方案走向治理范式

从经验到理性、从做法到方法,从“一地”到“全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健全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实践适用体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深植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治理、柔性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呈现出“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化、风险源头治”的范式优势。全国“枫桥式工作法”作为治理范式的实践载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理念和范式优势。总体上,治理范式论具有理论统摄功能,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超越现象走向本质,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概念辨析与研究维度

在网络分析范式应用于管理领域时,产生了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两种极易混淆的概念与理论。尽管两者都借用了其他理论,但是作为分析范式,政策网络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政策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而治理网络则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治理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作为两种治理结构,两者在历史性解释、网络构成、内容与空间上的关注焦点、网络的本质以及两者对待权力与政治方面、研究维度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治理范式的演变轨迹与职能特征

政府治理范式演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行政生态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们思想或理论的进步,国家政治路线的调整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政府治理理念、方法与模式的变化。从人类政府管理的历史来看,政府治理范式呈现四个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即极权型政府治理范式,放任型政府治理范式,超能型政府治理范式与有限型政府治理范式,特定的政府治理范式与特定的政府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相对应。     

从政府危机管理走向危机协同治理——兼论中国危机治理范式革新

全球化浪潮下，转型期的中国处于危机的频发期，有效治理危机至为重要。当前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究其本质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要走出困境，必须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并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危机治理范式，实现政府危机管理向危机协同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