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考述——以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为考察中心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三个中国说”，基本上总结出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今日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之中国”是古代中外关系的发生阶段，“亚洲之中国”是中外交流的繁荣阶段，“世界之中国”是中外关系的逆转时期。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哲学的介绍和偏离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深谙康有为的哲学。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专门辟"康南海之哲学"一章,对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予以介绍和诠释。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不仅是康有为的学生,而且本身就是一位有思想的哲学家。这决定了梁启超在介绍康有为哲学思想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观点,进而导致与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偏离。透视其间的出入,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与梁启超哲学思想的分歧。     

舆论监督与反腐倡廉建设

一、党建理论语境下的舆论监督释义 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舆论监督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了《警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文中说：“监督之道不一，约而论之，则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是也。”其“名誉上之监督”就是舆论监督。     

专精·涉猎

康有为氏《桂学答问》云:“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惟专乃可致精,惟涉猎乃能致博,二者不可偏废。”言之有理,惟“不可偏废”,似非“二者并重”。 清人林昌彝(林则徐之族弟)《射鹰(谐“英”音)楼诗话》引桐城派中坚姚鼐(姬传)《惜抱轩填词》后记,识解颇深。时浙西词派为盛,标举“清空”之词风,姚氏亦仿而效之。王凤喈即语戴震曰:     

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渊源、教育思想和“中国政策”的阐析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宣传、介绍和阐发二十余年而不辍。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的学术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康有为对宋儒学、心学和佛学的推崇;其二,就康有为接触的西学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极为有限,尤其是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康有为重视教育,梁启超着重揭示了康有为"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从内容看,他重视对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同时兼教史学和西学等内容的教育;康有为的"中国政策"具有两大特色:第一,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倡导民权的第一人。第二,就实施而言,康有为不是重民权而是重君权。     

迷路的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迷路——《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一文质疑

卢英宏的《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载《瞭望》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期)的一系列文艺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以为卢氏在文艺讨论中,态度不够诚实。黄钢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处小说原文引证,竟被卢氏有意砍去了,却反转来又指控黄文“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大毒草式的大字报”、“声讨的檄文”、“掷抛高帽进而棒打吆喝”、“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等等。 黄钢引证了《男人》中“马克思”对“我”的一段话:“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但卢文既要“气愤”地与黄钢论辩,却公然将“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这要害性的话删去而不引。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男人》借“马克思”之口(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已在马克思寿终之年(一八八三年)即告“寿终”,这是《男人》的“点睛之笔”,全部要害之内核。黄钢文,击中了这个要害。但卢氏采取“鸵鸟政策”不说,又进而反诬黄钢“动辄上纲上线”,这是什么文风?宣布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早已“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即“寿终正寝”了,小说中的这种语言描写本已是纲上线上的问题,怎么成了黄钢“上纲上线”了呢?文坛白纸黑字的严肃论争,岂能如此以儿     

读书杂识

平日读书,总喜欢比较名人之间观点的分歧和不同。 比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     

“绿党”源于中国说

自清初康熙皇帝断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康熙政要》卷十八)后,几百年来“西学源于中学”说便一直薪传不绝,近代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有趣的是,近代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却居然都宣扬“西学源于中学”,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公认的早期改革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申明:“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洋务首领、俗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诉,则以此说反驳顽固派的责难:“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陈炽甚至大胆断定当秦汉中国大乱之际“必有     

舆论监督与反腐倡廉建设

一、党建理论语境下的舆论监督释义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舆论监督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了《警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文中说:"监督之道不一,约而论之,则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是也。"其"名誉上之监督"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作为一体化的概念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只在     

冰雪与诗词

冰雪。作为大干世界中的一种自然景观，真可说是无世而不有，无人而不爱。打开中国文学史．我们就会发现，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冰雪便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就笔者考证，冰雪人诗始于《诗经》。咏冰诗，见于《大雅·生民》：“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大意是说，把仙放在寒冰上，鸟儿展翅庇护他。咏雪诗，见于《小雅·采薇》：“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意是说，而今归来之日，雨雪漫野纷飞。     

许杰的“鲁迅风”与“马华文艺”

在中国文坛上,许杰先生应该说是一位“耆宿”了。 今年八十二岁的许杰是硕果仅存的“文学研究会”会员之一,也是当年与鲁迅先生交往较多的一位前辈文学家。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曾称道许杰的《惨雾》,说它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近几年来,他创作是不弄了,主要写点理论研究文章。他的散文选集、小说选集已经出版,今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还将出版《许杰文艺论文集》。他说得很风趣:“大概人老了,朋友们就要考虑帮他办后     

实录

两百多年前,曹雪芹以“假语村言”敷演《红楼梦》,却特特地申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唐突朝廷”。 张伯驹先生“饱经风雨阴晴之变”,“以为文采风流皆是罪障”。晚年写《红毹纪梦诗     

张贤亮臆造的马克思幽灵

看来,论争是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里推出了所谓马克思形象而引起的;让我们从它涉及的论断谈起吧。 那里臆造出一个马克思的幽灵——用作者的话来形容是“伟大的亡灵”——亡灵对小说中第一人称的男主角断然说道:“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1883年完成了。”这是作者在阐释全球各地(特别是明指     

对一个史实的商榷

编辑同志: 读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上于光远同志的文章《从世界和中国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我感到颇受启发。但文中说,“斯大林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他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他建立起来的模式,……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又说,“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宣布铁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是由此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说法同史实是有出入的。     

康有为看演康有为

近些年来,为了把康有为的墨迹公诸于世,我受康有为的六女儿康同复女士及其丈夫潘叔玑先生之托,主编了多集《康有为先生墨迹》。编《墨迹》,使我有机会见到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康氏手迹,大都是未刊诗文,是研究康有为思想的宝贵资料。     

我的小说观

我很喜欢读小说，也学着写小说。我对小说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小说其实应该叫做“心说”，就是用心说的。作家把自己心里想要说的话和所写人物心里想说的话巧妙地揉合在一起，说来有头有尾、有情有趣、有滋有味又有意义。我爱读这样的小说。我也学着写这样的小说，《爱的咏叹》、《梳头娘姨传奇》等小说就是这样的习作。我不知道这样的小说是不是叫做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但我不管这个，我有自知之明。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用心写，用心说。写作的实践，读者的鼓励，使我增强了责任感和信心。偶然…     

试论“秦风”与婚恋文化

一、“国风”——恋爱的浪漫时代恋爱婚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诗经》“国风”中男欢女爱的自然质朴的爱情表达式，我们不仅能深刻体会到闪现其中的鲜活人情人性，而且还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恋爱风俗的演绎变化及多元婚姻文化的发展脉络。据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研究》一书统计：《诗经》中有关妇女问题的作品已达８５篇之多，其中恋爱诗最多，描写女性美、女性生活诗次之，再下来就是反映婚姻生活和失恋问题的作品。尽管中国文学中不乏大量描写男女之情、婚姻恋爱之作，但是和西方同时期作品相比，中国文化仍是一个压抑爱的…     

访罗一位儿童文学作家

布加勒斯特专电 彼·卢斯卡洛夫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放映过的罗马尼亚儿童故事片《巴布什卡历险记》、《多瑙河三角洲警报》和《山的儿子》,都是以他的小说为蓝本拍摄的。不久前,记者在布加勒斯特对他进行了专访。 我们在他的家里坐定后,卢斯卡洛夫说:“同中国记者结识、交谈,还是头一次,我实在高兴。”我把自己的译作《山的儿子》送给卢斯卡洛夫。他说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他的第二部儿童文学作品,随即从书柜里     

对答:谈谈张贤亮的小说

一位素不相识的《瞭望》读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地址,从辽远的东北来了封信,说读了《对艺术和人生的庄严感》那篇“独白”,里面提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篇“小说的倾向我不想在此评说”,要求道:“是不是可以评说一下呢,我们这里很多人读过这篇小说。”千里迢迢,盛情难却,就来评说评说吧。只是,这篇“独白”就变成“对答”了。     

谈小康

近日学习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觉得“小康”一词,我在《诗经》里曾吟咏过,而在《左传》里孔子又曾引用过。《诗经·民劳》全诗五章,每章十句。第一章中说: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这首诗开头四句说百姓辛劳,可让他们稍稍安康,惠及中原各国,安定四方。中间四句说不要放过小错,以防止无良者的大恶;寇乱残暴必须制止,因为他们不曾畏法度。末二句言,怀柔远者,安宁近者,中原乃华夏的根本,稳定周王很重要。《毛诗》注疏言这首诗作于西周厉王时(公元前878—前842),“厉王虐,民不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