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角下的西方问责理论

很多西方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或研究需要对问责进行定义,导致问责研究的概念和框架有所差异。对西方问责理论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分析其理论脉络和研究趋势,为研究中国的问责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系统阐述西方学术界在问责的定义、基本理论和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当代政府问责制的兴起及其启示

随着现代公共行政跳出传统政府政治职能藩篱、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充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社会对公共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建构和民主行政的期待,西方国家相继掀起了政府问责的浪潮,显著提升了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效率。分析西方国家政府问责制兴起的理论背景及其理念和经验,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

信息平等力量横扫大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是从“公共舆论”的出现而展开的。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在英国出现;18世纪中叶,“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问责浪潮就扑面而来。西方各国的封建王权,无论它们的统治者是聪明还是愚蠢,残暴还是软弱,无一能经受住“公共舆论”社会问责浪潮的冲击。妥协的封建王权,演化成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 不妥协的封建王权,毁灭于大革命的烈火中。近年来,这个曾在人类历史上演出过许多历史转型序曲的“公共舆论”,开始悄然出现在中国,并迅速激荡起公众问责的浪潮。     

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概念生成是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基本维度,也是进行理论构建和创新的重要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践表明,提出全新概念、重新界定既有概念及概念的跨学科引入和转换是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尝试发掘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反映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话语,运用它们来修正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不足,由此展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概念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的价值和潜力。中国概念的发掘与植入需要遵循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以便让中国概念适用于解释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行为。     

作为文化政治学的公共教育学:斯图尔特·霍尔与文化的“危机”

斯图亚特·霍尔提供了一套可以拓展公共教育学概念的理论框架,藉此可以将教育置于理解政治主体的核心地位,并在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变革理论之中彰显公共教育学和文化政治学的首要价值。霍尔的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研究实践本身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因为他从理论和政治两个层面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文化政治学的诸多非难。此类非难横跨当下意识形态的界线,包括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理查德·罗蒂、托德·吉特林等政治立场各异的理论家。     

浅谈公共危机管理——对比几次危机的相关政策

公共性危机因为它自身的突发性破坏力强、范围广与救灾难度极大而成为全球关注的事件,所以对公共性危机的预防与管理成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下的又一个考验,对此,笔者将通过对比几次公共危机中政府所做出的相关政策来阐述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并且找出问题所在并找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意见。     

“问责”虽不完善,毕竟是个进步

看了贵刊2005年12月上发表的《公共舆论时代的问责革命》一文,颇有几番思索。当上级官员赶赴出事现场并严厉责问下级官员的场面令很多传媒深受感动之际,该文作者却从中看出这是“自古以来的君王问责制习惯”;总结历史经验,作者认为,这种“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问责而非公众对政府问责的所谓‘问责制’,其实还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只有真正达到“天权自我民权”的境界,亦即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那么,“权力由谁授与,就应由谁来问责”的问责制才可能切实产生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功效。鉴于近代西方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公共舆论”的出现而…     

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评估及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引起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它们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涉及到中国公共外交的缘起、发展历程及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与制约因素、中国公共外交实施体系等诸多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对中国未来发展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大数据与政府管理创新:国内研究进展与研究展望

随着"大数据"概念的引入,大数据与政府管理创新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国内学界主要围绕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大数据与"互联网+"时代政府管理创新、大数据与电子政务创新、大数据与政府专项管理创新、大数据与政府管理的技术伦理等五个主题进行了积极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大数据与政府管理创新"课题的研究在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论是在研究广度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凸显时代性、加强应用性、强化融合性上下功夫,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添砖加瓦。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困境的对策

自古以来,衣食住行都是中国人生活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食"是四类活动中最重要的,因为它直接起到维持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作用。近些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温饱的问题,但是食品安全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各种问题。政府承担其社会管理职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障食品安全。现实中,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行政问责遇到了困境,需要研究对策,走出困境,切实发挥行政问责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的机制演变与逻辑阐释——兼论政党对公共行政的调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探索,实现了从行政问责到政治问责的机制演变.与之前行政问责不同的是,政治问责不仅扩大了问责对象的范围,还进一步调整了责任追究的依据.政治问责机制以党内法规为主要制度遵循、以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原...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新的视角。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在于: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本身成为当下中国矛盾凸显期的风险源,社会管理"内卷化"现象的愈益凸显将带来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累积和爆发,风险责任主体的模糊和缺失使社会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成为常态。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出路在于:重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

什么是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公共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公共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它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即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     

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本文旨在对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进行介绍,并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分析。交叉性理论虽然肇始于西方女性主义,但已逐渐被应用到其他学科及研究领域。文章首先探讨了交叉性的概念及其定位所具有的争议性,分析了交叉性分析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包括有关交叉性的分析面向、对社会范畴的选择以及对交叉性程度的理解和把握。基于此,作者试图强调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交叉性概念,将其视为一种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框架。文章还分析了交叉性在中国学术界运用的现状,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使用交叉性概念必须将其情境化和去殖民化,而一种开放的交叉性概念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法治化以主权在民、权责统一、责任政府、行政法治为理论基础,重视公众参与,强调权力规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国应当立足国情,合理借鉴西方国家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成功经验,加强问责立法,注重异体问责,积极推进政务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     

我国分裂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

我国分裂主义的理论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分裂主义的定义、产生原因、思想渊源和治理思路展开。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侧重于静态的概念引荐和现象分析,还未实现完整的理论构建和对分裂主义的深入研究。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分裂主义理论的体系化梳理,特别是深化对分裂主义动态性规律的把握,应成为我国分裂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公共外交与中美软实力战略

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化的进程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的变化,文化、科技、知识和信息等软实力资源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这不仅催生了软实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国家外交形式并正改变着外交的内容,由此公共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软实力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变化和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撑,而公共外交本身也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路径。中美软实力战略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对公共外交认知的差异。本文在比较中美软实力战略的视角下,从公共外交的主体、受体、传播内容以及传播媒介等方面来分析美国公共外交的特点,同时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困境、出路和参与策略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对国际安全和人道主义构成重大挑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仍然面临概念不清、政治障碍、军事诱惑及问责困难等诸多问题,难以实质性推进。基于对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概念、原则和机制的分析,国际社会宜从现有国际法和军控体系出发,以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机制为主导,厘清主要概念,遵守明确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健全相关机制,推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稳步前行。中国需重视参与和推动这一议题的探讨,提升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谈判中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受挫的相关准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人工智能发展进程。     

“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2013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创造的核心概念,并比较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