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关于法律史学科发展的一点想法

法律史学科在近三十年前是法学的领军学科，是时势使然；近年来法律史学科从领军地位的淡出，除时势因素外，还有学科自身研究的对象和特点的原因。但是，这个“淡出”决不是可有可无，或可以为其它学科所取代。一个学科的发展决定于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经验社会”中，法律史作为“史”的依附不会遭到冷遇，而在发展迅速的商品社会中，“史”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相对减弱，这也是法律史学科被相对冷遇的原因。“法律吏”今后的发展，应多突出其学术性。它研究的是历史，寻找的是规律，探索的是未来，有时它仍然可以用来解释或警戒现实。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评《西方法学史》

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法律史学逐渐定位于四个领域：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撇开这中间一个明显的地域遗漏（东方难道没有自己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吗？）不论，也不管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一股脑塞进“外国”这个单位有多么武断，单就几十年来制度史、思想史各自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而言，也很难说它们已经涵盖了法律史学的各个领域。笼统地说，法律史学当然是研究法律制度及法律学说的发展规律的科学。问题是“法律学说”是极宽泛的名词。它既包括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职能、内在构造及其与相关社会因…     

关于法学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正> 一、关于法理学和法史学的教学 法理学教学是培养学生法律价值观和法哲学思考方法的重要课程,在法学教育中具有突出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把没有法律价值观,或法律价值观很不正确,或法律价值观很不牢固的学生送入社会,对学生、对社会都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基于对法理学教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认为法理学教学,应改变目前的做法,把法理学由第一学期上改为高年级上,理由如下:     

十三省市区法学会第十九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9月16日至18日,十三省市区法学会第十九次经济法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黄山举行,现将会议提交论文及分组研讨中的观点简要综述如下:一、经济法基础理论关于经济法的主体问题。经济法主体理论制度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会上,有代表认为部门法主体的特殊性不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主体,而在于该部门法的调整任务、调整对象具有特殊性。在对经济法主体理论诸多学说分析的基础上,有代表提出了经济法主体应当划分为政府、经营者和消费者三类主体的新主张。代表们还讨论了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主体地位问题。有代表认为社会自律组…     

对扬弃中国古代法律遗产的探索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是完善民主与法制、巩固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一项基本工程。为此,借鉴外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笔者就近几年在古代法律史教学中所接触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首先,中国古代的法律史遗产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它都具有什么特点? 1.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历史,法律制度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这一专制政权服务的,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全面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是所谓中华法系的精粹。其中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律指导思想代代相传,至明清而不衰。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却颇能发人深省。尽管法律史界的同仁们都愿意把法律史学科划归到法学门类,但其实大家内心里也都十分清楚,再怎么说法律史也摆脱不了和史学的干系。既然摆脱不了干系,那就得按照史学的规律,重视史料问题。从学术上讲,有着数千年传统和知识谱系的中国古代史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对较为成熟,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也早已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因而搞中国古代法律史的除了那些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学术的之外,只要不自作主张和别出心裁,老老实实地遵循一些基本规律,相信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或笑话。然…     

“法源”的理性思考

法律渊源是法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仅对于法理学,法律渊源也是其他各法学学科的基础性概念。不了解法律渊源的概念,就无法形成对于具体法律形式的判断和运用。本文以《民法总则》颁布后国内几位法学家提出的“《民法总则》第10条赋予了习惯以新的法源地位”的观点为切入点,认为在中国法学界存在着对于法律渊源抑或“法源”概念的误用现象。这种观点将判例法国家的法源理论套用到了当代中国身上,混淆了法律渊源和规范渊源的区别。准确地讲,应该是“《民法总则》第10条赋予了习惯以规范渊源的地位,而非法源地位”。法律渊源就是“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这一解释在国际社会是有其基本共识的;而这种“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在中国的宪法和《立法法》中有明确的规定。本文还针对以法律渊源为基本单元构成的法律体系概念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规范体系”的概念,并对习惯、国家政策、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等在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进行了分析。本文提出的规范体系概念及其建构的规范层次,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和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4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律史学界的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法学研究机构、高等政法院系和我国历史学界、民族学界、文物考古学界的知名法律史学者67人，日本和美国的著名中国法律史学者13人应邀出席了讨论会，会议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41篇，近60万字。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形式的思考

在比较法研究中,中国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主流的西方比较法文献中,西方法是正统,中国法只处于边缘地位。法律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人眼中中国传统法的主要特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具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特征,这同中国的“治水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西方有关中国法的观点以及法律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法律的地位和集权与分权问题上,不应把中国法与西方法绝对对立起来,西方和中国在处理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应对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问题上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是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厂长(经理)应是企业法人的代表

<正>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经理,下同)的法律地位问题,即厂长在法律上是代表国家呢?还是代表企业?或者是双重身份兼而有之?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提出过,也很少有人深入探讨过。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都还是个暂时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是无法回避的。笔者不揣冒昧,拟从法学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初步认识。笔者认为,厂长的法律地位,应取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法律地位。只有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法律地位有了法律上的规定性,厂长的法律地位才易于确定。     

2001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1年8月,"中国法律史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新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对未来法律史研究进行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法律史学者就法律史研究的方法、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议受到论文几十篇,并对上一届学会的论文评选活动进行了颁奖表彰.     

1999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主要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 1999年度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要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是围绕“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一)法律史学会1999年会在重庆召开 1999年10月15～21日,“庆祝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20周年暨1999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回顾20年来法律史学会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法律史研究进行展望。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法律史学者就法律史研究的方法、日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扎实的交流与讨论。...     

二十世纪中国法律史学论纲

<正> 中国传统法律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古籍《尚书》中已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叙述和评论。《汉书·刑法志》已是关于法律史的专门论著。自《汉书·刑法志》起,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方面的专门内容。《通典》和《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中也有法律史方面专门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律学家对历代法律的考证解释和比较研究,已使传统法律史学初步改变了作     

论军事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军事法到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军事法和行政法是什么关系,笔者准备从军事法和行政法的相互关系中去探讨这些问题。 (一)军事法的地位军事法的地位是一个记述不多而又争议颇大的问题。概括说来,大约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军事法和行政法、刑法、民法一样,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立的法律部门;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军事法是不存在的,军队没有立法权,它只是执行和遵守国家的法律,武装力量的一些条令、规定等属于武装力量内部行政和业务工作范围,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     

法律赋予政府机关法人资格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一) 政府机关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定社会职能,这就是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代表政府或以政府的名义行使和担负着组织、领导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和责任。它在行使自己的职能、担负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时,与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和隶属性的行政法律关系。处在这种关系两端的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机关居于领导或管理的地位,即以领导者或管理者身份出现。但是,政府机关是否在任何场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