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基于作为新解释范式的社会资本视角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理性选择范武和新制度主义范式等都未能完全地诠释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而社会资本的解释范武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义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培育城市社区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建立公民参与网络成为生产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目标和手段.     

治理韧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治理韧性作为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视角愈加成为学界及政府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公共政策实践中,由于缺乏对治理韧性的理论溯源、概念辨析与场域锁定等的准确甄别,因此产生了治理韧性本质内涵解读差异化、形式外延界定多样化的认知分歧。本研究尝试将治理韧性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特定场域中,揭示了“调适有度”是社会治理韧性的本质,权力限度、结构密度、价值温度与目标精度是识别社会治理韧性的维度坐标。提升社会治理韧性,必须从授权赋能、社会凝聚、共同富裕、敏捷治理等方面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从而增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实践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西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 ,追问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 ,探索性地提出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因此,提出人民政协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建议：广泛开展基层协商,将人民政协协商延伸到基层;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引导群众树立协商意识,有序参与协商;合理运用新媒体手段,创新协商参与形式。     

社会资本、社区建设与有效治理

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形成社区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和谐相处的局面,据此,社区及社区建设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在探索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后便可发现: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建设有重要作用,又加之以"有效治理"的内容,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探讨,并提出通过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构建等方式可促成各部分有效的实现。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几乎同时开启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但是却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社会组织参与是达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组织参与为视角,系统比较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特征、条件与逻辑,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地区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行时,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后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二者分别因应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因而前者较易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后者则要呼应多元社会的诉求,更多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因为目标选择不同,加之受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更多展现出"管理主义"的技术逻辑,中国台湾地区则展现出"社区主义"的政治逻辑。     

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探析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参与治理意识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大陆的社区治理模式正面临发展困境,社区治理模式亟待创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台北市文山区忠顺里社区治理为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社区虽然力推民主自治,但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组织的影响,而只有后者的扶持,才能将自治推向深远;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治理的效果和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精英式"的"领头羊"及其领头的能力;在处理社区矛盾过程中,社区同时拥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种不同的冲突协调机制。     

社会资本对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H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一些城市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背景下,不同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一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作为认识社区公共产品提供和集体行动形成的重要视角,与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基于上海市H街道三个不同类型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发现:以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较好地解释存在差异性的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和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绩效.在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力提升居民参与的意愿,推动居民的参与行为,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绩效.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调研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市D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现状。借此对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价值予以了描述,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探析——以西安市碑林区居民自管小组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社区治理的不断发展,在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产生了一些需要应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的产生契合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新情况的双重要求。其在增强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协调社区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境。今后,应科学扩展自管小组资金来源,扩大其资源支配平台,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