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历史、理论、实践：我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实现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优势,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实质包括制度和治理两大核心内涵,指出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通过梳理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提出与演进的过程,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探寻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内圣外王”的德性领导

"内圣外王"既力图通过内在德性的修炼,展现自己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格力,又将内在德性扩展为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为仁由己,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影响、教导以及引导追随者和社会大众,力图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德性领导。"内圣外王"的德性领导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能成为"圣人王",更是一种精神隐喻,旨在最终实现一种"不知有之"的自我领导。     

象征性治理——对政府治理失灵的一个概括

象征性治理是次于正式制度所欲实现的秩序的一种治理状态,是与主流意识所描述的理想治理状态存在一定落差的实际治理状态。象征性治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主要通过语言的、数字的、实物的和强制的四种方式实现。象征性治理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官员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过分追求外在形式;从制度角度分析,象征性治理是由官僚体制的内在激励机制扭曲与社会的外在监督机制约束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象征性治理是次要的治理现象。     

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

平安中国建设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为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社区层面的平安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要求和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解析社区平安治理从追求高效率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内在逻辑,明确平安治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平安治理"从标到本"的思路转变,可提出平安治理"以安促治"的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责任:基本结构与保障机制

政府责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并且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态。因此,重新理解政府责任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转型时期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是政府责任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的基本结构要从基础性责任、理解时代新要求、破解行政体制结构性障碍、增强自主性等方面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来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

在当代全球技术变革驱动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正在从"总体—支配型"社会逐步过渡到"制度—技术型"社会,而互联网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中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发展。近些年来,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应用下,一种新型的"系统—协同型"社会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也即将形成。技术变革与城市治理在权力结构、组织方式、时空关系等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城市中的"人"扮演着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并成为城市治理逻辑转变的核心。未来需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政治制度共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凝聚制度共识,塑造政治定力。历史上的国家兴衰启示我们,以厚植政治制度共识为重要方向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是提升社会凝聚力、进而形成强大国家能力与良好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工程。避免政治制度共识缺失的"波将金陷阱",理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点难点所系。厚植制度共识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制度理性化,"使制度能靠得住";提升制度执行力,"使制度能转起来";保障制度稳定性,"使制度能传下去"。厚植制度共识的可行途径包括:以关键少数为共识凝聚基要人群,以价值建设为共识凝聚基础工程,以求同存异为共识凝聚基本原则,以制度实践为共识凝聚内生动力,以制度叙事为共识凝聚外在补充,以法治方式为共识凝聚长远保障。     

社会治理共同体：语境、特征、溯源和展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价值有机结合的"三重"统一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四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新范式,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良性互动、同步实现的过程,是新时代加快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步骤。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构建行之有效的以多元主体合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命题

检察基础理论研究正在历经和回应新时代之变。当前，检察制度理念被赋予新时代内涵并顺应新时代治理形态进行自我调适；检察制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关系均已发生变化；检察制度价值的脉络逐渐清晰、结构渐次重组、方式不断革新。在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下，新时代检察基础理论在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加强检察权的政治性权力属性和司法性权力属性研究，可以使检察基础理论不断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更好地引领中国检察制度的伟大实践。     

未成年人涉“毒”社会预防模式创新发展——湖南“妈妈禁毒联盟”实证分析

妈妈禁毒联盟是以"关爱生命、呵护家庭"为目标,由广大妇女携手组成的禁毒公益组织,在湖湘地区开创了全国之最,呈现出日常、过程、典型等不同断面状态的模式;从社会解组理论、社会凝聚理论、犯罪共通理论视角分析了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所发挥的社会预防内在机理与外在动力,宏微结合完整剖析其作用过程与内在逻辑;创新的经验与启发为: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社会预防探寻自我特色道路,激活新力量使得社会柔性治理的民间力量崛起,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本土文化转化与创新发展。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新时代绿色治理观:形成、内涵与价值

新时代绿色治理观的形成有着其现实动因、历史传承和理论依据,是新时代中国绿色治理的实践诉求,受到中国传统绿色治理智慧的丰厚滋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绿色治理思想。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主要包括价值目标论、系统治理论、制度保证论和科技支持论等丰富内涵。新时代绿色治理观,从政治发展高度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进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指导思想、为中国绿色治理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推进全球绿色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引导价值观“八性”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价值观的形成也是如此。相对而言,价值观的形成更为复杂,显现纵横交错的立体状态。笔者认为,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大致可以用下图表示: 外在动力→内在选择→价值观念→实践→体验 就是说:社会变革引起的各种外在作用力(如历史的惯性力、各种思潮的渗透力、社会氛围的影响力,商品经济的幅射力、宣传教育的灌输力、法律制度的约束力等)和实践体验后的反馈力,共同作用于本体,经过内在选择力的选择(包括以现有价值观念为标准的选择,人的素质所决定的     

理论前沿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的科学整合肖北庚、邓慧强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法治政府是政府自我认识的法律思维化之显著表征,是对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诸多命题的一次较为科学、完整而成功的整合,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表现为法治政府是扬弃对立物的外在形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是自我反思的内在升华——诚信政府;法治政府是理性统合的至高灵魂——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逻辑运演的外在表征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是前两者的内在目标。责任政府怀抱国家建设的普遍目的,与前两者在此环节完成了理性统合。责任政府致力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秩序与程序的统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     

生态文明理念下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转向研究

生态文明理念是因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时代所呈现的生态危机应运而生,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新思考。这一理念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重要引导作用,要求人类实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方式、社会政治实践活动方式和科学文化实践活动方式的转向,将主体内在尺度与客体外在尺度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自然生态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赢,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城市社区自治背景下的社区警务建设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神经末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点,更是社区警务的着力点。社区警务制度的实践与发展,需要培育、引导、扶持社区居民与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合作参与,群防群治＂的社区自治格局,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时时处处遵循着两个"尺度"——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并且努力实现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这就决定了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既是一种认识关系又是一种价值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反映了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正确揭示了当代中国亿万群众的价值诉求,因而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在价值多元时代,必须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价值和各种社会思潮。     

思想品德自我修养的内在机制探究

思想品德自我修养内在机制的运行是以自我修养意识的产生为基础,经过思想品德自我修养的认知、体验、调控,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道德行为的过程。思想品德的自我修养是内在思维活动和外在实践活动的统一,是自我修养主体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规范要求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