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政策表达和演进逻辑——基于1986—2018年169份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城市生活垃圾增长带来的环境和发展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中央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便制定一系列专项政策。本文以1986—2018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69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件作为分析样本,借助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其进行逐层编码,构建出政策表达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呈现的"故事线"实现对政策变迁的解读,总结出政策变迁的四个阶段,即1986—1994年的政策萌芽阶段、1995—2003年的初步发展阶段、2004—2009年的转型调整阶段、2010—2018年的全面深化阶段,并利用政策表达模型析出的三重逻辑维度诠释其历史演进逻辑为政策理念——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治"、政策结构——从"简单控制型"向"元治理结构"过渡、政策过程——从"问题导向"转向"战略布局"。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中的府际关系——基于22个省的改革文本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层级体制变革,但实质上是省市县府际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府际关系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对2002-2016年22个省出台的129份省直管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文本总体上都能涉及府际关系中的财政关系、权限下放关系、公共行政关系,但存在趋同性和省域特色不明显问题,且府际管理缺失,府际治理理念鲜见.作为导引、规范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蓝图规划,政策文本的完善,亟待拓宽府际关系主体、关系内容,优化关系管理;而文本内容的未来设计,应在加强中央导引下,结合省域特色及地方治理趋势,注重府际治理并提供细化的配套支持.     

区域的“实体性”及其政策含义

区域的"虚体性"阻碍区域治理,导致难以把区域纳入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区域的跨行政层级和跨行政区特点使得区域的现实感来自区域内的府际网络和区域性问题。区域的存在具有动态性,区域问题是否解决是区域存续的依据。区域位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利用区域政策解决区域问题,地方利用区域政策促进地方的发展。     

京津冀劳动政策的差异与协同

跨部门和地区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政策文献与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以1997年京津冀进入一体化实质发展阶段以来三地公布的劳动政策文件为分析文本,结合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考察京津冀府际间政策文本差异与协同特征。分析发现,在一统体制和中央顶层设计背景下,京津冀劳动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劳动政策内容和数量协同逐渐增多,但在有效治理与利益驱动下存在央地目标设置错位等现象;京津冀劳动政策协同与差异并存,进而形成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政策试点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2014年到2019年,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进入国家的顶层设计但又最终淡出,其背后具有深层次的政策逻辑。实证研究发现,该项政策试点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广东清远进行关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地方预先自主试验;第二阶段,中央政府在总结清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试和试点铺开,将试点核心内容由"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委员会"转向"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实现全国性的地区试验扩散;第三阶段,中央政府根据政策试点的反馈以决定政策维系或是中断。研究表明,铺开后的政策试点涌现出一系列的组织性难题,影响着政策创新的治理效能和扩散能力,导致该项政策最终淡出中央的顶层设计。汲取试点经验,应在组织能力建设和组织功能发挥等方面对政策试点不断进行优化,继续深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动力机制、运作逻辑与未来展望

"放管服"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建设现代化政府整体性改革方案的创新与实践。论文围绕为何改、改得如何与如何改的思路系统考察"放管服"改革的动力机制、运作逻辑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深受包括作为顶层驱动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部驱动力的政府权力调整与政府职能科学转变、作为外部驱动力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求在内的多重动力驱动。"放管服"改革体现了政府权力与职责边界的调适逻辑、系统集成与统筹治理的协同逻辑、"放、管、服"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共演逻辑等运作逻辑。未来"放管服"改革要坚持宏观战略、整体理念与系统思维的改革定位,聚焦政府权力与职能现代化的改革重点,遵循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首创、再到全国标准化的改革路径,实现满足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改革目标。     

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将政策科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工具载体,与地方政府治理是三维向度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政策工具实践并未实现现代化诉求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动态均衡,鉴于此,须从优化政策工具时代应用背景、建设地方政府特色新型智库、强化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功能、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转向。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视角,又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基于985份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农民工政策提供了一个公共政策变迁的独特经验。基于政策范式的理论框架,以1978—2017年985份中央层面的农民工政策文献为样本,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分析政策目标、政策价值取向、政策工具、政策主体、政策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

文章主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差的机制性根源。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策本身的诉求相比,既有偏差,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差异性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以指标考核为标准的政策执行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只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实本身负责,但指标本身又无法穷尽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序列,这一序列与中央要求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决定政策实践的好坏。这些因素都是在当前的政策执行体系中无法消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政策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期性,呈现出"软政策执行"特征。这一特征摆脱了旧有的关于央地之间始终处于"收死放乱"循环的成见,还原了政策执行偏差悖论的客观存在,有效地解释了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     

政策试验如何触发——兼析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启动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科学方法之一,它被应用于政策过程进而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选点是政策试验的首个环节,它意味着政策试验的触发。现有理论对政策试验触发机制的研究存在较大局限。触发政策试验的根本原因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于中央和地方对政策试验是否积极,政策试验触发机制分为上下互动、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等三种类型。上下互动型政策试验触发较易发生,典型案例是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启动。     

集体行动困境的应对之道--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为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面向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的准公共产品,居民协商是实现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但居民的个体理性会导致实施时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广州是国内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通过访谈和政策内容分析梳理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历程,结合集体行动理论分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面临的协商规模和价值偏好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居民协商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之策。广州市的经验不仅为其他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了借鉴,也为今后通过制度设计促成居民集体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形成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流动的政策视角

农民流动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家政策是影响农民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民流动政策的实施与国家的主要目标密切相关,而流动农民在城市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经验和工业化目标的影响,国家通过实施户籍制度和粮食配给制将农民与城市隔离开来,只有符合中央政府及其劳动管理部门的要求,农民才能正式获得进城资格,进入城市后,他们也只是"外来者"。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农民流动政策日益宽松,但流动农民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进入新世纪后,国家越来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本身的发展,开始逐步改革限制农民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推动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