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继承与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政治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创建监察委员会,改革国家权力结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我国监察组织、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体现了新时代制度改革的政治逻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历史继承、坚持创新发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形成纪检监察合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统领协同监察体系,完善法律规章制度、促进体制高效运行,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优化外部监督体系,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不断完善发展。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其分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内纪律的检查与监督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题下启动的监察体系改革,其内在逻辑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对监察部门自身的监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国家监察体制的推进对于完善监督,实现监督体系现代化、推动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与国际反腐机构的合作有积极作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改革必将使国家监察工作得到进一步优化,走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逻辑

以政党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着国家治理与中央顶层设计善治方案的实施效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党治国家"的前提。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大国孕育了大党,大党指引着大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既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也培育了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政党建设国家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党切实推进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成长,夯实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过程通过以政党为中心的大国治理,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元协同,实现国家整合、制度运行、社会协调的三维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中的深刻根源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其相应的治理方式立足于中国实际,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是形塑现实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巨大力量,不仅具有独特优势,是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党组织领导资源重构

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党组织走出“领导危机”和“被边缘化”困境,重构领导资源提供了历史新机遇、新路径。它破解了农村公共财力长期匮乏的窘境,使农村党组织拥有了新的物质依凭;激活了自身的组织资源,使党组织重新焕发出凝聚力和战斗力;开辟了创新政治资源的渠道,催生了党组织引领社会和社区治理的新型态;搭建了重构思想文化资源的新舞台,使基层党组织获得了引导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契机。     

党的基层执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以基层执政的社会性为视角

党的基层执政包括领导国家政权建设和指导群众自治两个层面,执政党在基层因而扮演着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角色.这是基层执政的社会性特征之所在,党的基层执政功能因而内在地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目前,党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使党在基层的执政体现社会性特征,即党在基层执政中首先要克服重于政权建设而轻于社会动员的功能失衡弊病.这是影响党在基层执政能力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基层执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应该在此基础上展开.     

从优势到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举措的基本构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举措的总体目标:坚持和完善特色制度;观念引领:创新治理理念;路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重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突破难点:解决制度执行难;根本保障;加强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