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与法文化传统

近年来,在中国法治进程的探讨中,政府推进型法治①和法律本土化等观点给法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在拓展中如不周密论证,可能会使对权力本位、传统礼法关系的批判再度模糊。 当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有待研究,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学术取向的情况下,讨论法治与法文化传统或许不合时宜,但只要系统分析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社会转型和法制现代化的困境,便会顿悟现代法治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出传统,因此保持对法文化传统的批判力,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法治的前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治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至十九大,中央一直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说明了国家对法治建设理论和路径认识的成熟与升级,"一体建设"不仅仅表现为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观中的既相辅相成,又相克相生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以矛盾观分析和理解"一体建设",对于正确理解中央的法治精神以及指导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国家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国家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应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理想化的社会治理状态所匹配的国家状态是法治国家。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理想治理状态,需要理想化的治理路径,这种治理路径是国家公权力部门的行为模式符合法律的要求的路径,也是法治国家建设之路径。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所基于的客观原因是一致的,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实质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社会治理的内涵实质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更高层次要求。     

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

正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化解社会矛盾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而法治又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在化解社会矛盾时,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信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更多地通过法律途径来化解社会矛盾,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体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法。法治国家要求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是法治     

社会治理中法治建设的必然性研究

社会治理作为一系列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它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为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所采取的。社会治理是与我国的法治建设紧密联系的,其实质是现代法治精神指导下的社会治理活动,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在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中必然要加强法治建设。     

法治原则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进程

从法治概念的起源到法治理想的确定,法治的一般原则逐步孕育并产生出来,后转化为近代法治国家的标志,最后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灵魂与核心。在这个社会历史进程中,蕴含着一种文化心理方面内在而独特的逻辑关系。能够清晰地明了这种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对于我们巩固从“法制”到“法治”的理论成果,深刻理解由依法治国迈向法治国家以及建设以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乃至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治与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主义环境是一个社会实行“法治”或“人治”的根本基础,社会文化环境的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对“法治”或“人治”的选择。中国传统“法治”之所以打上了深深的“人治”烙印是由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现代法治是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各因素全面作用的结果,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要实现现代法治必须完善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各个方面。     

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内在联系的逻辑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正在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步建立起来,而在这一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越来越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开市场经济的法治要求,政治体系本身的法治化是没有根据的;而没有政治领域的法治化,经济领域的法治化又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将经济领域的法治化和政治领域的法治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建构起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     

法治视角下我国当代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我国当代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建设依赖法治，而法治本身又需要公平来驱动。我国当代的社会公平建设在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在公民基本生存条件、基本发展权利、基本社会保障及司法救济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文章从树立宪法权威、完善司法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监督机制方面提出一些解决途径。     

法治视域下社会治理分析

转型期,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频发,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逐渐失灵。故在总结反思我国社会各历史阶段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的重构应当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引下,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法之治、民主之治、正义之治和服务之治。     

论法治与法制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认识法、法治和法制则是正确理解并真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基础。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法治在中国的实现

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旧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法治建设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缺乏民主的基础和法治的土壤,中国只能走政府推进型道路。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突出表现为轻法意识、畏法意识、无讼意识、伦理意识等。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自身的问题,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还有法律运行状况及社会控制层面的原因。因此,应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从而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律建设目标。     

法治社会下“以德治国“问题探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法治社会下的“以德治国“思想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践行和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论民法的本质

民法的本质是民法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 ,其决定民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目的和体系。民法是权利法 ,表现在其制度、规范、目标等方面 ;民法是私法 ,在立法、司法、法学教育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根本原因在于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表现在其确立了市场主体资格 ,财产归属和流转制度以及以其理念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等方面。     

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历史审视

社会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遭受了挫折与失败,究其原因,与法治的缺乏、大搞人治密切相关。中国只有以法治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有前所未有的历史前程。     

坚持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坚持依法治国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精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 ,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有效途径     

当下中国农村法治的迟滞与路径选择

后乡土社会改变了乡土社会封闭、固定与坚持的传统,属于农村经济、政治与思想转换进程中的过渡性阶段,需要逐渐寻找自己生存的法治根基。当下农村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中遇到了市场机制缺乏、民主政治根基薄弱、农民法治意识落后等现实阻隔。在推进法治进程中,应当以当下后乡土的现实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理论与实践进路。     

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利益和谐,利益均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而实现分配正义和利益关系的均衡则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与功能。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完善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的法律调控机制,以建立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趋于均衡的社会。     

法治理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制基础,更需要“法治”基础。在探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法治理性的维度。法治理性是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与运行的重要化基础之一,它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人道根基。在西方,法治理性的社会化是通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和罗马法私法原则公法化来完成的。法治理性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