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诉讼构造理论的我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之构建

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这严重限制了当事人及律师的调查权。本文以诉讼构造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运行机理,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律师调查令制度。     

论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标准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已经突破了普通公益诉讼的四大领域,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很多新领域的探索。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正当性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密切相关。明晰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不但可以为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提供指引,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检察机关在探索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过程中的顾虑。未成年人身、心、情、意、志的全面良好发展是界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实质标准。对未成年人侵害的不特定性、持续性和代际传递性是判断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程度的标准。检察机关启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宜采用“二元标准”,在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已经受到侵害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有被侵害的风险也作为综合考虑的要素。     

论律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社会责任感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它间接的影响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定要有对社会负责,对其他人负责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欲望而生活,这样才能使社会变的更加美好。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社会责任要求,而律师作为社会中社会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群体,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氛围的形成。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好律师和一个好人。另外,因为有效的代表当事人的合法的利益而使律师遭受来源于道德当面的批评是否合适?律师职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行业中,通过无数律师的推动使得整个司法机构更具有完整性和监督性。另外,律师职业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在社会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很好地调节和促进作用。律师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大事。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律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问题。     

浅谈法律援助式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有其内在不可避免的困难性,法律援助与公益诉讼在法益的追求上又有其相似和共通之处,本文试图从法律援助的角度,通过对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现状分析,找出二者的联系点,将其有效结合,从而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     

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地位之探讨

在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理念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参与管理及诉讼主体上,立法和司法实践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这种认可也同时存在着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组织自身条件的有限性,同时也受制于理论限制。在提升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尊重行政权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身份,同时也要成为行政权缺位的有利补充。     

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机制之构建

社区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有着重要的预防功能、教育功能、塑造功能、感化功能、治疗功能、控制功能等特殊优势,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其生存的优良环境,其成长的肥沃土壤,其身心健康的道德驯化的益友和心理矫治的良师。可以说,社区环境的优劣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从组织机构、教育管理、环境治理、矫正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社区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教育矫正青少年犯罪人方面的措施和对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思考

未成年人一般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法官的判决是有利其改过自新的，则此种基于刑罚个别化的判决对该未成年人而言无疑是再社会化和预防犯罪的良方。将人格调查蕴涵其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应当是形成前述判决的基础。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尚不完备的当下，应以该制度的正当性为基点展开研究，以期运用于少年刑事司法实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之发展

社会调查是指在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由社会或司法机关的专门人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家庭、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个性特点、犯罪成因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据此形成书面报告。为正确定罪量刑,为有效教育矫治提供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参考依据。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在1997年5月开始着手社会调查工作,并把其作为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一个必要程序。在一年多实践中作了大量的有益探索,邀请了多名青保干部作为特邀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并推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邀调查工作规定》等有关制度,进一步规…     

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探析

中国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法律、经济、军事手段,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然而,政府主导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也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所以,拓宽海外利益保护思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以及民间组织,构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社会机制是当世之需。     

论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制度改革之必要

随着以往因过于重视经济建设市场化而忽视的社会问题的渐渐暴露,公民自治意识觉醒,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团体的作用逐渐凸显。而我国目前的社团登记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导致普通的社会团体登记难,运作难,维持难,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鉴于此,社团登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共创和谐社会--谈律师对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及相关机制构建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关键在于打通沟通交流渠道、合理化配置公共资源、构建广泛参与的平衡调节机制,平衡各种权利和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作为法律工作从业者,是我国司法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依法治国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本文以律师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律师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及相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展开探讨,以期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推动我国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标准之构建

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量化研究不仅是国家立法科学性的必然要求,还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法律的制定重视法学概念与价值观念,而对法律的量化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不利于实现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科学性。尤其是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的缺失,极易造成司法的随意性。本文拟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的必要性和原则出发,探讨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量化标准的构建。     

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之构建——以刑事诉讼律师辩护全覆盖为背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但仍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率过低的问题。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此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时也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拟从法律援助制度构建角度入手,借鉴美国公设辩护人制度,依托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形成社会律师、公设辩护人多元并存格局。     

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规定之评析

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本文从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对象、义务的程度、适用阶段等方面进行了解析.认为本条文确立了“弹性调查主体”的创新模式,并具体分析了社会调查主体的两个层面的划分与不同的职能;根据审查调查报告的内容,分为事实和建议部分;社会调查报告是各个诉讼阶段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理的重要参考.在未来司法解释的建议中,提出“建立专业化的权威的社会调查机构”,接受司法部门的委托,负责出具专业和权威的调查报告;当各个阶段的调查报告内容有冲突发生时,除了重新启动调查的程序之外,应该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矫正、从宽、从轻处理的原则”.     

论台湾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与运作机制

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和附着其上的人情积累构成了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镶嵌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人情、利益的交换机制则构成了地方派系的运作机制。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提供了人情、利益得以有效交换选票的社会信任;人情和利益的有效交换是派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派系结构重组和派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根本动力。以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代表的环境变迁给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和运作机制带来了巨大冲击．地方派系开始寻求向新兴经济势力结盟,其运作机制也发生扭曲。本文拟从地方派系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对台湾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和运作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论律师在场权制度与执法公信力之提升——兼议我国冤假错案预防体系之完善

近段时间再次曝光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从河南死刑保证书案到浙江张氏叔侄涉嫌强奸案,再到河北省赵艳锦涉嫌故意杀人案等案件又再次强烈刺激着公众对法律公信力的内心评判。回顾这些案件,特点之一即部分公安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如何强化政法机关执法行为规范化并有效提升其执法公信力,如何充分保障无辜的人免受错误的囹圄之苦,即成为摆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项重要课题。     

论台湾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之赋予

自1992年台湾开放大陆配偶赴台定居以来．大陆籍婚姻移民急速增加．尤其是女性。截至2006年10月19日，向台湾境管部门申请停居留有案者，大陆配偶为22．9万多人，他们的子女也随即进入台湾社会，由此台湾社会的人口与家庭结构．阶层与族群结构．将发生量变以及由此而生的移民政策争议与社会正义等问题，自然也从不同面向给台湾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大陆酉己偶的社会权利诉求也渐成社会及媒体焦点，引起各界的关注。本文拟从社会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大陆籍婚姻移民的社会权问题。社会正义是促进社会融合的基石，亦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只有社会正义在台湾的实现。才有可能理性而有效地促进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融合与两岸婚姻相关问题的解决．也只有遵循公正平等的规则，台湾社会各阶层、各族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台湾公民社会成长及整个社会的融合。本文从分析与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密切相关的政策规定、台湾社会意象里的大陆籍婚姻移民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切人，勾勒大陆籍婚姻移民在台的生活图景，建构出论述赋予大陆籍婚姻移民社会权正当性与必要性及相关两岸婚姻问题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