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前者是指对公司或管理机构具有信托义务的特殊身份人员,后者是指获取内幕信息手段不正当和推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要区分证券交易的内幕人员和期货交易的内幕人员。《解释》中规定的推定事实与犯罪行为事实存在交叉导致了认定的极大混乱。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非法获取人员”的认定——美国法的“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法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规定为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而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与认定标准等都欠缺详细的规定。依据立法规定,并参照外国法理论,非法获取人员应是指除内幕人员外,可以凭借与发行公司或内幕人员的关系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或者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对非法知情人员,美国判例则创制出了＂信息泄露理论＂与＂盗用理论＂以规制该类人员的内幕交易责任。对内幕人员的配偶与直系血亲,中国法应明文规定其相关责任,并利用＂信息泄露理论＂进行规制,而对其他以非法手段获知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不妨适用＂盗用理论＂以进行惩治。     

内幕交易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

区分内幕信息与谣传、预测,可以从信息来源、是否足以影响一般人作出证券期货交易决定、信息与客观真实的比照等方面入手。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日不宜机械理解为相关信息正式确定之日,而应根据不同案情、不同内幕人员等因素实质认定。某事实的发生表明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即可认定内幕信息形成。在相关报刊公布内幕信息后,应给予合理的消化时间才能认定为公开。     

内幕交易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实践认定

证券监管部门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函等可以作为内幕交易刑事违法性司法审查的证据,但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要对此类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等进行刑事转化、综合论证、分析以及司法释理。《证券法》规定的内幕信息包括上市公司订立重大合同、收购、经营业务重大变化、资产重组等不同类型,司法机关应根据判例总结各种特定类型的内幕信息,形...     

证券内幕交易罪几个问题刍议

由于新刑法第 1 80条对证券内幕交易罪的关键内容如内幕信息的公开性、情节的严重性等未给予明确的界定 ,给司法实践对本罪的正确认定带来了困难。本文即是对此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探讨。     

论内幕交易犯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如何认定内幕信息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内幕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非公开性、重大性、确切性的标准。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应区分具体案情的不同情形,依法追究直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下面传递层级的人员,基于罪刑法定之原则,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对行为人利用相关信息做出预测的情形,只有行为人利用的是内幕信息做出预测时才可进行刑事处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证券内幕交易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与处理的困难。如何合理的确定本罪,直接影响着司法公正。应依据刑法的基本理论,分别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数形态以及本罪的共犯形态等不同方面分析本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证券、期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是世界各国证券、期货立法中明文禁止的行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要有效遏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类法律体系 ,及时公开内幕信息 ,重视对内幕交易的现场监视并及时展开调查 ,重新界定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     

浅析内幕交易罪的认定与查处

新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为内幕交易犯罪案件的办理明确了标准,但仍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分析.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是内幕交易罪认定的难点,加强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证据衔接,适当参考辩诉交易精神提高诉讼效率,是解决证据难题的途径之一.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第180条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自然人主体划分标准不合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只能限定在以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而不能扩大到以偶然方式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建议行为"不是内幕交易罪行为方式之一;本罪是以利用内幕信息为要件。     

试论内幕交易罪的构成

内幕交易罪是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中具有较大隐蔽性的一类犯罪,打击难度较大。作为一种法定犯罪,对其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以及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认定,应当结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正确把握,从而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几个问题

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理论依据,《证券法》颁布以前,主要依据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规定;《证券法》颁布以后,已由《证券法》作为理解本罪的主要理论依据,并且《证券法》对有些问题作出了补充和修改;而现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修改,涉及期货犯罪内容的增加,期货方面的法规如最新的《期货交易暂行条例》等也成为了理解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新的理论依据,因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期货法规的规定重新研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有关问题。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论证券内幕交易、泄露证券内幕信息罪

证券内幕交易、泄露证券内幕信息罪侵犯的是国家对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和投资者公平交易的权益。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主体方面为一般主体,除自然人外,单位也可成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才能构成,行为人因过失而泄露证券内幕信息,不构成本罪。确认主观方面应用客观归责的原则。判处罚金刑时,应正确确定违法所得。     

非法信用交易罪

禁止信用交易是由我国当前证券市场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新出台的《证券法》规定了非法信用交易罪。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比较研究

证券、期货业发达的西方国家 ,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归责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如受托义务理论、信用责任理论、盗用理论及私用内部消息论等 ,相应地 ,其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也不乏合理之处 ,可资借鉴。我国刑法关于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主体的立法规定存在不周延之处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是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看法并不一致 ,其范围在理论上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     

论内幕交易犯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简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如何认定内幕信息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内幕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非公开性、重大性、确切性的标准。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应区分具体案情的不同情形,依法追究直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下面传递层级的人员,基于罪刑法定之原则,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对行为人利用相关信息做出预测的情形,只有行为人利用的是内幕信息做出预测时才可进行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