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与正义浅析

价值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价值主体（人）是价值的核心和归宿,价值的生成过程是价值主体、价值客体、社会交互作用的过程。公共价值一方面意指＂公共性＂,即公有性、共创性、共享性、共同性等属性,指向公共事物、公共行为、公共生活领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公共价值的＂公共性＂是基于主体内在尺度的共同性,指向公正与公平。正义是公共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人本身是其终极归旨,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公共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中追求正义。     

公共管理服务价值:内涵、处境及型塑

公共管理服务价值是公共管理主体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向社会提供服务,利用服务的提供这一载体满足民众这一价值评价主体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现实行为。由公共管理主体公仆意识的淡化、公共管理主体良好服务能力的缺乏、公民价值评价主体地位的旁落等三方面所标示,服务价值在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处于一种非核心的境地。型塑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中服务价值的核心地位,可以从从属价值的确立、宪政建设的促进、价值评价体系的重构等三方面着手。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历史、属性与价值

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是市民参与各种类型体育活动的场所,是被"身体性话语"赋予内容和意义的公共空间.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历史发现,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具有可达性、意象性、补偿性和互视性四个基本属性,其在参与我国现代社会秩序建构方面具有非凡的价值:首先,公正、友谊、竞争等思想观念在此空间重复推演,发展为中国民众精神世界共享的价值符号...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探讨

公共危机是现实复杂环境的必然产物,是公共管理的非常态运行。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呈现上升趋势,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有助于在精神上给予民众必要的援助和保障,削减种种负面心理,对于应对和化解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公共危机状态下民众的心理表现、心理特征以及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民众心理干预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干预的思路与对策。     

个体公共外交研究

公共外交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其主体来看，存在着三种形式。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公共外交；二是以政府主导，由各种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三是以政府为主导，民众个体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个体公共外交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大规模的、不同国家民众间的流动与交流成为个体公共外交的现实基础。个体公共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个体公共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外交活动，有必要提高每一个个体的公共外交意识。     

公共价值与公共服务——兼论我国公共服务价值导向

公共价值是相对抽象的社会领域,它具有层次性,包括社会整体层面价值、民主社会的众意和特定利益团体价值。公共服务的供应,在理论上来说应该以社会整体层面价值为导向,由众意推动其决策,但事实上利益团体价值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具体。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决定了公共服务供应,而不是公共服务创造了公共价值。公共服务供应过程中,对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政府的作用不是积极通过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而是帮助各阶层民众积极表达意志和利益,防止和纠正公共服务决策与供应过程偏向特定利益团体。在我国尤其要克服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可能导致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冒进,要树立有序、渐进推进公共服务发展的理念,发挥好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优势,在最大范围内汇聚众意,守护社会整体层面的公共价值。     

文化参与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制度供给——以宁波市鄞州区为分析对象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而且需要民众自下而上参与。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国家除了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为民众参与文化建设提供平台与载体,通过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等制度性供给,激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资源,把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体性调动起来。     

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把公共文化服务仅仅视作"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的要求,有其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探析

随着公共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公共教育管理主体,市场机制和企业、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等多样性运行方式也出现在公共教育管理中,教育行政体制面临挑战,因此,发展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从公共教育管理的责任、教育价值实现及教育目的达成及其公共教育利益主体的特点来看,增进、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发展公共教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公共教育管理主体的认定及其公共教育管理方式的选择等都应体现这一理念。     

围观心态要不得

每当社会发生一些公共事件，一旦经媒体报道或在舆论上传播开来，总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也无不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共事件在引起多数民众愤慨、同情或声讨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公共事件持围观心态，他们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十分冷漠，就是对事件评头论足，当作是茶余饭后吹侃闲聊的话题，更有甚者听风是雨，信谣传谣，或继续制造谣言，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公共新闻运动以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针对民众对政治与媒体的疏离、报纸发行量长期下滑以及美国公共生活的衰退,在新闻界内部自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共新闻运动主张媒体应改变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将民众带入公共生活,完善共同体的民主自治.这场运动对美国社会和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基于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关系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政党政治是当今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民众、政党、公共权力是政党政治的三大构成要素。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是民众利益表达的工具，政党只有获得足够多的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或巩固执政地位。自我革命符合政党与民众、公共权力三者关系的规律，它源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刀刃向内清除毒瘤毒素；不讳疾忌医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自我；不断学习自我提高。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巩固了执政地位。     

中国公共管理:概念及基本框架

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然而,如果想要建立一套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公共管理体系,单纯地依靠移植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做法是很难实现的。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建设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古今比较、中外比较基础上,如何确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公共管理体制。这需要我们从最基本的中国公共管理概念、主体、客体及方法着手,构建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     

执政党如何用好网络渠道

所谓＂民主政治＂,从运行的层面看,体现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一种互动。民众有自身的利益、愿望、要求等,而执政者必然要回应民众的诉求,两者间就有了大量的信息流量。过去,这种信息流量主要是通过组织层层传达或报纸、     

试论舆情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舆情贯穿公共决策的全过程:为决策进程提供力量源泉、对决策执行进行反馈和监督、决策之后校正决策内容。因此,公共决策应该以民众舆情为依归,把民众舆情作为公共决策的出发点与归宿、试金石和助推器。而在我国目前的决策实践中,应重视“四民”思想的应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公共领域为本与公共价值先在——中西政治观念比较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政治观念都一贯追求公共性,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以公共领域为本,强调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与规则化,假定私利互动能够自动达成公共价值;中国坚持公共价值在先,强调将“全体民生之长久”作为政治生活先定的最高权威,以之决定具体制度。公共领域为本的政治观在理论和现实中与公共价值的达成出现明显断裂,理论界从公民理性和公民德性两个方向进行了补救,但有效性存疑。古代中国借“天”喻指公共价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以君主专制式的集权政治承担公共价值的落实,并都有着内在困境。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对公共价值进行科学化阐释,以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为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组织方式,实现了公共价值主导的政治传统的现代化升级。     

石林县糯黑村社公共权威分析

昆明市石林县圭山乡糯黑村是一个彝族撒尼人聚居的民族村社，围绕着民族群体的公共利益，存在为满足和实现村社成员公共需求的公共服务机构和组织。这些村社组织在宪政框架内通过宪法和有关法律赋予的权力依法实施对村社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而其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当前我国村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核心组织，肩负着执行基层政权组织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同时担负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糯黑村村社公共权威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权威，村社组织在管理村社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运用村社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争取、维护和实现村社公共利益最大化，对公共权力的实施客体产生威慑力，这种威慑通过公共组织和组织领导者加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