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之法治求索

国家富强之梦想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要用法治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善德价值内涵.当今中国的富强离不开法治的同步发展,法治强则中国强,法治废则中国危,法治是实现强国梦的必然选择.换言之,强国梦必须植根于“法治中国”,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说"法治"

我在一篇约稿中两处提到中国是“法治国家”,见报时“法治”一律被改为“法制”,不知是为何改动的。反正眼下的媒体常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也不足为怪了。然而,一字之改,大异其衷。“法治”与“法制”,其间有联系但又有其截然不同的界定,不容混淆。因为,“法治”的前提意味着实行切实的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法制”呢?那是指的法律制度和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民主自由与否则“干卿屁事”。依我大而化之的理解,大抵前者着重于律法,似比法制高一筹;后者是执法范畴,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各有其法制不同。按英语的译法,一个…     

基层法治建设的经验、瓶颈与展望——以法治浙江建设十年为视角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并强调“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这给全国基层法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法治浙江”是“法治中国”在基层的“领头羊”,十年来一直引领着全国基层法治建设.通过对“法治浙江”的研究,总结其十年基层法治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成效,剖析其当前基层法治建设出现的短板与瓶颈,研究其今后基层法治建设的发展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在“类立法”建设、机构建设、队伍建设、载体建设和评估体系建设方面加大改革与创新,对全国基层有着借鉴意义.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游伟：法治中国社会的共识与期待

建设法治中国，是社会的共识，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国家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法治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及民生的改善与推动而言，绝不是一句表面化的口号。因为只有法治，才能满足政治民主和社会进化的同步需求，才能红政治安定、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价值中求得和谐与平衡。     

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多年梦想,它标志着中国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步伐跨向二十一世纪的“法治时代”。然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必将发挥重要的内在动力机制作用,特别在我国缺少民主与法制传统,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整体转型过程中走向法治,公民意识的“文化霸权”作用就更不可或缺。     

2008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8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的一年。2008年的立法景观依然多姿多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继续推进，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扩大，已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织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梦想，值得人们期待。司法领域彰显了浓厚的亲民性、群众性，“司法”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贴近，“人民司法”的人民特色越来越浓厚。此外，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开展的监狱体制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问责风暴等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法治亮点。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浅论法治中国与国际法治

法治是国际法治以及一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法治中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治中国的建设既要遵循国际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不能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法治的发展,要求法治中国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参与国际经济、法治新秩序的建设,并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众多思想流派空前活跃,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法治”、“德治”等治国主张,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三十年发展的省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法治”与“人治”之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三个大的阶段。我国的法治理论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具备了满足中国的法治现实之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政府和学界的良性互动、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以及理论界主体的回归等特征。这些特征又将把法治理论研究导向注重法治实践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关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等方向上。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论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 ,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 ,指出其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 ,并考察了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 ,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 ,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是当今法治发展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 ,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 ,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 ,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 ,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法治中国新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20日到23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