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在俄罗斯的生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具备合法性的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发挥着其在转型社会中的有效性。但从长远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趋向。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与民主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市场关系和政治民主应在强有力政权的领导下稳步向前推进.在改革政策上,首先选择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努力的优先方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差别很大,因此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成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完全有能力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同时又体现其内部极大差异性的政治社会民主化道路.     

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及其走向

叶利钦时期,“超级总统制”的权威主义政治结构最终形成。普京执政以来,延续和深化了权威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为俄罗斯大国的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同时,权威主义在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也带来了某些消极后果。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及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地区层面的公共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欧债危机阴影下的欧盟以及因海上争端而致局势紧张的东亚所代表的东、西两大地区主义进程均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地区主义远未过时。相反,它正从短暂的退潮中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推动这轮地区主义浪潮及其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从而使这一波地区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被称为亚洲地区主义。本文认为,中国应具备地区思维,并以地区主义视角解决周边外交中的矛盾,以地区为平台担负起大国责任,以地区治理为切入点化解全球治理失灵的问题。     

拉美的威权主义趋向

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拉美以来,这一地区仅有个别民主国家偶尔面临威胁,民主短暂中断。但近期委内瑞拉等多个拉美国家出现了软威权主义,民主第一次面临持久性、协同性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似乎不是对多元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有限中断,而是一种永久性替代。拉美当前的威权主义趋向还不是地区性的。在巴西等国,民主得到巩固,软威权主义难以影响这些国家。当今拉美的威权主义转向并非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左翼,而是来自民粹主义左翼。在巴西等国取得成功的左翼不同于民粹主义左翼。查韦斯的逝世影响了拉美威权主义的发展,但其仍将继续存在并保持吸引力。由于多种原因,拉美的威权主义短期内不会终结。     

比较日韩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从小泽一郎和卢武铉说起

本来,日本的小泽一郎与韩国的卢武铉两人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比较的,但是,最近,由于两人的秘书和家属分别受贿而导致两人一个辞职一个自杀,引起风波,让我们对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深层含义产生了兴趣。本文旨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较日韩两国以东方传统为背景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弊端,提出东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目的是抛砖引玉,唤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和思考。     

世界主义、共和主义与法治

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法治作为其核心概念,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是非支配。在当代全球化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大规模侵犯在那些缺乏法律身份的非法人群身上集中表现出来,并反讽性地展示为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这种侵犯的最终结果就是法治在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失败。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发展一种整合了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和主义法治观,即在共和政体内部设计一种制度秩序,使其不仅可以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法律身份,而且能提供一组至少可以保护个人跨国行为的自由权利。     

政府治理的权威哪儿来

人民群众总是容易受到刺激。比如,房价降不下来的一个原因,被发现原来是房叔们太多了,而且动辄10几、几十套。比如,在农民工露宿街头而死时,一个政府的大楼被曝花了40亿。比如,近日有一份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这是一个在欧美已彻底无法想象的     

没有民主的选举: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

混合政体的兴起是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转型的显著特征,在本文中,两位作者集中研究了竞争性威权主义这一特殊的混合政体,探讨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兴起的背景,界定了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民主论争,同时探索了竞争性威权主义形成的三条路径并阐述了竞争性威权主义研究的重大意义。本文对于深入研究冷战后日益兴起的各种非民主政体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结构变迁中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与公民政治参与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正向多元社会结构演化,建立在单一的社会结构和民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必然要求重构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重树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从而使党的执政系统更具有包容力、整合力、弹性纠错力,以适应多元变化的执...     

论宪政主义下中国税收立法的限制与改革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公民财产权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税收法律体系的规范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本文在宪政的背景中,从权利先在与税收法定的视角上,通过分析中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阐述这些问题造成的危害,说明税收立法改革具有的现实紧迫性,并从宪法约束和普通法限制两个方面提出税收立法限制与完善的建议。     

以法律权威保障中央权威

造成中央政令执行不力和地方利益尾大不掉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并由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地方和中央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变动的视角与不变的原则——美国“中国学家”的中国民主化研究评析

1978年以来,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第一次从冷战—意识形态维度转向现代化维度;第二次从现代化维度转向政治体制维度;第三次从政治体制维度转向治理维度。尽管如此,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即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贯坚持,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温和式观察策略与对立式批判策略。如若不能立足中国经验,摆脱自由民主原则束缚,美国的中国学家很难摒除他们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偏差,更加难以合理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是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进行的全面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度解体时起就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揭开了新的一页.     

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挑战

今天,多元主义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教间、民族间和族群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宗教、民族和族群内部对持对立立场的个体的压制。无论是共同体之间还是共同体内部的冲突,都是由于不同共同体对政治、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在展现了针对内部多元主义的挑战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之后,本文介绍了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性理解,即认为我们的忠诚是个人或个体认同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不同于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认同理论,后者来源于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以及伯纳德·威廉斯的非认知理论。而本文则认为,个体忠诚的本质在于我们不会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那些赞同多元文化事业但却持有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的个体。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政府主导与过程中展开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呈现出不同于已有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而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将是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     

东方主义笼罩下的主体性问题

<正>构建主体性的努力首先体现在构建另类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即在破除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迷雾的前提下重新书写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其次,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性构建必须以整个东方的主体性构建为前提,而不是相反。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民间社团的发展:协商式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