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堂到大学:中国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中国大学萌芽于清末的新式学堂,但新式学堂只具有近代大学的特征,仍属于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范畴。辛亥革命对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近代中国大学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民国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近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由新式学堂向真正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从学堂到大学:中国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近代中国大学萌芽于清末的新式学堂,但新式学堂只具有近代大学的特征,仍属于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范畴。辛亥革命对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近代中国大学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民国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近代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由新式学堂向真正大学的根本性转变。     

曾国藩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曾国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象李鸿章、左宗棠等直接创办过近代学校,但他通过阅读西方科学著作,认识到西方新式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组织国内一批精通西学的人才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并试图处理传统教学内容与西方近代教学内容的关系,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四川留日教育探析

四川留日教育兴起于晚清,持续到辛亥革命前后。它的兴起与中日的留学政策、四川官方和社会人士的推动以及中日两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接近有关。与近代中国留美教育相比,四川留日教育有其独特性。它的勃兴,为辛亥革命、四川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培养了新式人才,从整体上推动了四川社会的近代化。     

辛亥革命与近代广西商界的发展

广西商界在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对革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是支持。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既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又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发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后,广西商界借助传统的力量和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其近代转型。     

清末广西土司地区兴学探微

清末广西新式教育,上承戊戌前的封建教育,下启民国近代教育,在广西近代教育史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清末广西土司地区的新式教育作为近代广西新式教育的一部分,研究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不仅有利于探究广西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带来启示。     

清末广西土司地区兴学探微

清末广西新式教育,上承戊戌前的封建教育,下启民国近代教育,在广西近代教育史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清末广西土司地区的新式教育作为近代广西新式教育的一部分,研究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不仅有利予探究广西近代教育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带来启示.     

政治权威的嬗变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清末民初湖南政治权威变动状况的考察,可知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权威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新式社会权威的崛起是辛亥革命爆发和成功的起点和原因,新式政治权威的地位确立与否又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封建政治权威逐渐衰落,但其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传统政治权威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新兴政治权威崛起后,但却无足够的实力除旧布新、稳固政局,只好与旧式权威妥协,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威合理化、法制化无法实现。这导致了民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举步维艰。     

清末新政期间毁学风潮探析

清末新政期间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创始之期,然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诸多捣毁新式学堂和攻击学堂师生的事件,甚至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毁学风潮。本文通过对新政期间各地毁学风潮发展的阶段、原因和各界的态度与各地采取的补救措施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新政举措的不同步性。     

武汉近代传媒业的勃兴及其对武昌首义的影响

辛亥武昌首义,是中国转向全新现代文明形态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领导策划与发起这场以驻武昌湖北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城市武装暴动的两湖籍辛亥革命党人,却是一群产生于20世纪之初的新式读书人,即脱胎于晚清新式教育与近代都市文明的新式知识分子。探讨近代传媒在晚清武汉地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进而在武昌首义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或许是解释这一特定历史现象发生的另一个角度。     

"个人"与"社会"的融合 ——马克思"人的本质"经典论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解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经典论断,实现了人们理解和发展"人的本质"的观念革命,真正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理解和发展"人的本质"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经典论断意蕴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立场和观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性上"、"历史的进程中"、"社会生活中"理解和发展"人的本质",具体地、发展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教育对象,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     

新世纪的曙光——湖北近代知识分子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论析

清朝末年,久任鄂督的张之洞为了培养湖北的洋务人才,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湖北大力兴办近代文教事业,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并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使湖北地区迅速形成一支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些毕业于新式学堂和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于满口“子曰诗云”的旧式封建文人,而是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排满共和”思想。他们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为武昌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在革命中发挥了先锋与桥梁作用。     

洋务运动与借用外资

洋务运动是以购买西方新式武器、船舰,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发端,进而发展到初创近代民用工业的一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其内容十分庞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以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举借外债从事军事、经济活动,开了引进技术、借用外资的先河。这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谨就此作一初步探讨,略陈一管之见。     

张之洞与湖北外语教育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杰出的洋务教育家,晚清时期外语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湖北外语教育近代化的先驱。他对清末新式教育思想和实践做出过重大贡献。他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并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语种的选择、外语专业招生条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诸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为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外语人才,他亲自创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外语人才;重视留学及师范教育,培养外语师资。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奠定了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基础。回顾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及其在湖北近代外语教育实践中的运用,借以指导当今外语教育改革,推动我省外语教育的发展。     

王永江与奉系"新政"

王永江加入奉系军阀集团后,为了推动奉系军阀势力的膨胀与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积极建议和主持实施了各种"新政"。为了扩大财源并减轻百姓经济负担,施行招来移民、劝农垦荒、整顿官办工商业,鼓励私营资本发展;整顿东北各级财政,治理腐败等措施;他排除各种阻力,整肃奉省警务治安;创办学校,推行新式教育。然而,他的政治抱负与奉系军阀集团的决策者们毕竟有着本质区别,他所推行的"新政"措施与奉系军阀集团的整体利益相一致时,就会得到支持与重用,但其主张有悖于奉系军阀巨头们的政治野心时,同样是寸步难行。     

经济政治文化与"三个文明"关系的新视角

经济、政治、文化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但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以及"三个文明"之间辩证关系的阐释,而不太重视对经济、政治、文化与"三个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从学理性角度对人类社会进行了纵横剖析,认为经济、政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横切面,是社会形态质的规定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纵剖面,是社会形态量的规定性.     

留学生与近代新知识群体的建构

近代留学生群体发展的过程,亦是近代新知识群体建构的过程,二者兴盛是一脉相承的.在后者建构的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体现在社会参与及自我平台的建设方面.近代留学生群体与近代新知识群体同步进行社会参与,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社会革命及科技教育方面.近代留学生群体与近代新知识群体相互依托创建学社、创办报刊杂志,并通过这些传播文化、争论问题、互动交流,共同发展进步.     

从互联网的技术之维到社会之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迭代升级的纵深逻辑

互联网既有技术之维,也有社会之维。在多种力量博弈的复杂时空里,拘泥于互联网技术维度上的量变红利,是远远无法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变革的。所以,只有关注互联网的社会之维,在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中去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才是完整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即便在虚拟时空里展开活动,社会也从未离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并在与社会的同频共振中确证了其历史合理性与动态变化。因此,我们需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从互联网的技术之维到社会之维去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在时空嬗变中的境遇,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逻辑力与说服力的迭代升级。     

浅论"轴心时代"的回归与中国现代文化现象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提出,使我们重又意识到文化思想对社会的重要性.农耕社会所造就的中古社会文化之现象与当代文化之现象加以对照,并引申至近代的文化思潮,将其放入整个世界文化思想变革的大潮的运动形态之中,顺其然而然之.     

塑"圣贤"与养"新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人学思想

在内外交迫的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家们为救国于水火开出了各种方案,但其最终落脚点皆求之于对国民的改造之上。不过,由于旧学之濡染与新时代之要求,使他们的人学思想呈现出新旧两个面相。他们一方面借助于传统儒学中的圣贤人格而重塑符合新时代之要求的理想人格,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主张塑造新民。他们的主张蔚为一代社会思潮,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