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的手段与目的——以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为研究范本

本文以《司法过程的性质》作为研究范本,通过对此书的文本解读与归纳,提炼出卡多佐关于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手段和秉持的正义与社会福利的目的,并从中窥探出卡多佐司法过程的实质。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从而展示出卡多佐以当前社会现实为立足点的,体现其效用智识的法学思想全貌。     

民意与司法的较量——以司法审判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为分析视角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阶层分化的敏感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广大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升级,其诉求得不到呼应,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司法审判的民粹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较量所产生的司法民粹化现象,找出其成因,并为其治理提供一定的建议。同时也为我国法治中国、和谐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一份支持。     

司法决策型裁判初论——以7宗争议性案件为切入点

是否善于通过法治手段解决争议性案件,是衡量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司法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条背后实质意义的权衡取舍,决策型裁判由此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三段论式裁判,决策型裁判以前瞻性、后果主义、利益衡量以及事实中心主义为特点,以假定结果、预测后果、评估权衡、确定方案为逻辑进路,倡导判决社会后果的可欲性与可接受性。但是,决策型裁判在决策主体、过程和思维上都存在异化变质的可能性,进而构成对法治的冲击甚至破坏。对决策型裁判的规范化续造,可从思维、过程、验证三个维度进行,选择可以统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概念作为制度优化的支点,将决策嵌置于法律制度与法律技术的运作框架之中,从而在方法上保证决策型裁判结论生成的理性、可控与可验证,避免司法工具化。     

行业习惯的民事司法运用研究——以“渔业”为例

渔业习惯主要存在于沿海地区,在民事司法中可以发挥规范与事实两个层面的作用。但存在渔业习惯为当事人所不悉,法院运用渔业习惯时说服力不足,证明难度大,未区分民事与商事,以及缺乏对有悖公序良俗习惯的纠正与阐明等问题。所以,应不断推行民间习惯法“下乡”,运用渔业习惯时法院应做好个案调查,处理好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准确识别民、商事习惯,结合《民法典》相关习惯条款说理,规范运用渔业习惯应用案件的自由裁量权。     

"套路贷"案件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分析——以苏州市为样本

"套路贷"案件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侵财型犯罪,其不仅会侵害被害人的财产、人身权利,也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管理秩序.实践中对"套路贷"案件的入罪标准、罪名适用、罪数评价、犯罪金额的认定等存在争议.在入罪标准上,应坚持罪刑法定主义,不能将"套路贷"当作独立的犯罪构成,也不能唯客观主义论.在罪名适用上,应把握公平交易、...     

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体制保障——以改革方案的选择为视角

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涵盖了三个主要的层面: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司法体制,这是前提;二是要建设一个合理的司法机制,这是保障;三是要培育一支过硬的司法队伍,这是基础。在这三个方面,司法体制的相对完善无疑是这项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其他     

司法解散制度及其功能归位——以司法解散和公司僵局破解的关系为视角

从公司僵局破解的角度规范司法解散制度,是我国司法解散制度的基本立法思路.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司法解散仅仅限定于公司僵局这一范围,而没有穷尽司法解散应有的范围,从而使司法解散制度局限于公司僵局救济之中.立法上的定位不准给实践中司法解散的适用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对司法解散的正本清源和司法解散与公司僵局破解分别作出规定,是解决司法解散实践难题的根本出路.     

扒窃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共交通工具是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对随身携带应作限缩性规定,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的财物体积应当较小;扒窃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但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公众的司法参与权研究——以刑事司法为话语领域

公众刑事司法参与权,是指公众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以影响和制约刑事检察活动和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刑事司法权力行使,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权利。在我国,公众参与刑事诉讼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即作为当事人的参与、作为司法辅助者的参与、作为司法决策者的参与和作为检察监督者的参与。基于现有公众参与刑事司法的困境,应加强司法信息公开、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规范人民监督员制度及健全司法反馈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为视角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实践中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的法制机制,如何构建一个效率、公正的衔接机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研究和探索的难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必须系统地、全面地加以思考和研究制定。只有正确认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从而充分发挥两者调控社会关系的法律功能。     

司法警官普通话现状及分析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研究主要采用问卷与访谈的方式,探讨了司法警官普通话课题研究的内容、方法及目的、司法警官的概念、湖南省司法警官普通话现状的调查以及对湖南省司法警官普通话现状存在问题的进行了成因分析,一是观念落后导致宣传不够;二是方言使用的习惯及对普通话使用的心理障碍影响;三是政策与制度的缺失。     

英国司法审查的合法性争论及其影响——以法院与议会主权的关系为视角

英国宪法理论中关于司法审查合法性的争论一直在激烈进行,这一争论表现为传统越权原理、经过修正的越权原理、普通法模式等理论对司法审查合法性的论证。合法性争论在司法的创造力、法治、对议会主权的限制三个方面对英国法院与议会主权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如何构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我国法院如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我国法院如何处理与人大立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司法政策的规范内涵、适用范围和实际功效——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政策为例

司法政策源于我国宪法法律构成的规范性体系,是司法体制运行中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政策措施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规范法律适用和司法行为、调整司法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等.随着司法政策功能的拓展,人民法院正在从"克制司法"走向"能动司法",从关注"校正正义"走向关注"分配正义",从"司法权地方化"走向"司法权国家化".基于这一司法政策功能的认知,有必要在司法改革中突出司法政策的制度设计,完善司法政策决策程序,更好地履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职责使命.     

授课式法学学习模式初探——以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为视角

授课式法学学习模式是指在法学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师的辅助下由学生自主选题、备课、面向师生授课的一种法学学习方法。它是一种法学学习模式而不单纯是一种法学教学模式。它贯彻了研究性学习理论的价值精髓,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法学的积极性,培养综合的法学学科能力和团体协作意识。同时,该模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适用时应力求扬长避短。     

“司法三段论”的语境考量——以刑法为例

三段论适用于司法判决的难处在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与三段论大小前提的属性不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之间不具备三段论大小前提之间的确定关系。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超语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是语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针对特定语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特定语境勾连了"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论"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语境的判断上。     

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以刑事审判为视角

司法改革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全面改革大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司法改革必须根据客观实际适时地深化和细化。司法改革正在走近每一个人,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从司法的各个环节来审视。作者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对提高当庭认罪率、提高庭审质量、司法效率、二审自首新问题、死刑犯长期检举不实、减少死刑适用、法官员额不足、司法与舆论的相互影响八个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惩治行贿犯罪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以行贿犯罪司法适用为视角

近年来,执纪审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取得了良好的法纪和社会效果。但在当前惩治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追究行贿责任力度与受贿追责不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亟需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惩戒力度,解决"围猎之困",营造公正廉洁、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司法警务专业综合实训课程建设研究——以警察类高职院校为例

警察类高职院校担负着向政法战线输送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任,因此,结合就业岗位工作实际,打造具有专业特色和兼具科学性及可操作性的综合实训课程,对培养适合警务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界定——以张某某抢夺案为视角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是三个常见的、多发的侵财类犯罪,占据刑事犯罪的多数。三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一罪中混合着三种罪的作案手段时难以辨别。司法工作者应在查清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以法条为标准,综合运用法学知识,借助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对案件准确定性。     

法与政策的关系浅论——以规范功能为视角

政策与法同为社会规则体系中的一员,均有规范作用。政策与法的规范作用虽有交叉,却并不相同。由于其价值取向各异,其各自内在的运作机制也不同。法治社会中虽崇尚法律的权威,却也离不开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政策不仅有其本身的功能,也可为法律自身的局限提供助力。在法治社会中要正确处理好政策与法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制定的合理化,并将合理化的政策合法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