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阐释逻辑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阐释逻辑,是"时代任务论""基本立场论""精神动力论""支撑基础论""传播路径论""国际场域论"综合性建构的阐释体系,是立场、思想、主体、媒介与内容协同作用的逻辑体系。推动中国话语阐释与时俱进,需要阐释者遵循公共阐释基本原则。因此,中国话语阐释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明确阐释的总体框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是时代任务论的核心要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晰阐释的人民性,是基本立场论的价值前提;充分发掘话语阐释能动性与受动性协调统一的现实作用,推动中国话语阐释的良性发展,是精神动力论的内在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支撑基础论的实践依据;在特定话语解释的基础上,拓展话语外在空间性,提炼话语内在共通性,是传播路径论的实现条件;推动中国话语的内容优化与形式革新,是国际场域论的发展走向。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

把获得群众拥护、国家治理有效,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创新,是对西方政治学“合法性”“有效性”概念的扬弃。通过民主新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真民主,实行真监督,党获得群众拥护;通过自我革命,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国家治理有效,党获得群众拥护,跳出历史周期率。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政策逻辑研究

国家认同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应将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作为重要使命。在边疆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基本治理工具,建构着国家认同的利益、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团结基础。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审视边疆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存在着政策模式中稳定与发展关系失衡、族际主义政策取向、政策执行力不足、政策冲突、政策创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新时代边疆治理应不断优化政策,促进国家认同的持续、稳固建构。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统治与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离程度较低,国家的相对自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社会的限度或制约,统治也就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实现形式。政府的失效与市场的失败出现,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从取向而言,政府治理所依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存在于社会;国家受制于社会;国家统一于社会。政府管理方式由统治方式向治理方式转变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为基础:从两者合一到两者分离的转变;从两者的分离到两者的合作。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组织载体。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决策原则,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制度内核,同时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撑,集中体现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构建"一核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理念,提高以执政治国为重点的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强化制度执行的国家治理监督体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逻辑探论

叙事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表达方式。运用叙事话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凸显出百年来我们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应然之要,也彰显出我们党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然之举。叙事并非一种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呈现。新时代新征程,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新时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为政党治理提出要求和方向。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战略选择。要运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机理和规律,健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法治生成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制度运行机制和本领增强机制建设,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