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与“判例”：现时司法审判的困境与审视

现时相关司法案件在民众的“判例”舆论之下，出现了判例倾向，对这种现象的审视，折射着现时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二元困境，现时司法审判的案件舆情表明，中国司法审判正处于传统性“公正”要求的诸多中国因素与司法国际化趋势的压力与困境之间。中国司法审判既要考虑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特点与社会心理传统，又要兼顾国际司法通行模式的影响，并逐步稳妥地和司法审判的国际化接轨，这对中国司法界是一个挑战。     

美国刑事案件审前信息公开制度及启示——以凯西案为例

美国的联邦法院大多认为,除非刑事证据开示中的案件材料在庭审中被提出或者用来支持某一申请,否则法院不愿意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或普通法来认可公众知悉这些案件信息和资料的权利。只有佛罗里达州和罗德岛州认可刑事证据开示程序中的信息与资料对外公开,一方面源于审判公开原则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源于社会价值共识、权利平衡机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共同作用。我国刑事案件审前程序具有封闭性特征,司法机关对案件调查信息的封锁与民众知情需求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要重塑民众对司法信任感就应立足保障民众了解和积极参与司法的基本权利来构建我国刑事司法活动和案件信息公开制度,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构筑起阻隔舆论不当影响的屏障。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浅谈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宗旨在于保障公众的司法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以此促进司法的公开和公正。陪审制度的实质在于实现社会成员参与司法．来自普通民众的人民陪审员．对社情、民情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违法和过失，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可以使法院的判决更符合普通民众对法律的理解，使判决结果更易于接受。然而，制订出来的制度是否达到了设定的目标，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陪审员作为整个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是否充分行使了权利、全面履行了义务直接决定了陪审员制度的成败。     

“黄岛试点”的突破意义

正黄岛综合行政执法一年多的成功试点,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执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数量而言,执法案件远远高于司法案件,行政执法更在群众身边。"黄岛试点"的突破意义:一是对"重审批、轻监管、弱执法"顽疾的率先突破。过去执法中由于更多的是秉承上级意志、文件精神,而缺少考虑民众的利益和感受,     

以舆论推动司法公正——中国媒体和公众对司法案件的期待

<正>近年来,一系列高官落马受审案件、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遭暴力侵害案件、陆续曝光及纠正的多起冤假错案等,将中国司法系统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中国司法制度走向备受关注。热切关注、积极参与讨论的不仅有法律界、学术界专业人士,还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其中不乏各业界的知名人士和意见领袖。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及公众舆论的关注扩大了案件的社会影响,在司法案件被社会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案件引发的连锁效应往往超出案件本身。例如,一宗性质恶劣的案件发生时,媒体和公众往往不满足于知晓如何定罪如何量刑,还倾向于追查案件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     

当勇于公开案件“过问”实情

公开透明是检验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接受民众监督的重要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中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向社会和当事人公开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人民法院接受监督的情况，切实保护公众的知情监督权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从西方司法实践看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以涉及恐怖主义犯罪案例研判

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监督手段，是保证警察机关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依法执法的重要途径，是西方传统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的一个平衡点，亦是一个冲突点。当今世界，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时有发生，在处理此类案件中，法治理念和分权理念、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本文从德、法、英三国的司法实践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出发，从一般案件到涉及恐怖主义案件，来研判司法机关应如何对警察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希望能为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有益借鉴。     

融融法情暖民心——云南省沾益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记

近年来,云南省沾益县人民法院主动接受监督,在新农村“三村四化”建设中拓展司法为民空间,努力寻求审判与执行同司法为民的最佳结合点,为当事人尽心竭力解难事,使法与情似一股股暖流融进民众心,从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入户立案特色审判“谢谢院长,谢谢法官!我们正不知要找哪儿时,问题就得到了圆满解决。”见解决了自己后顾之忧的法官,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走时,一位当事人感激涕零。提起法院对贫弱群体的帮助,王律师颇有感受,就在一周前他在沾益县人民法院代理了一件损害赔偿案件,案件调解时,法官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免诉讼费的条…     

关于强化人大对司法案件监督的思考

关于强化人大对司法案件监督的思考董珍祥如何处理好“两院”独立的司法活动与人大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之间的关系，是解决当前法律监督不力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本文拟结合地方人大开展司法．监督的情况，对人大如何强化司法案件监督谈点看法。一、司法独立不能排斥人大的...     

民间借贷实证分析——以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为样本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呈现出主要为生产性借贷、高息现象日益普遍、担保比例不断增大的特点。民间借贷案件的高发具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应健全民间借贷立法体系,提高民众风险投资意识,强化司法审判职能,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秩序。     

司法专业化与社会化的适度平衡:台湾观审制改革及其启示

观审制改革是目前台湾讨论最热烈的"司法改革"议题。所谓观审制,是让经由一定程序选出的普通民众担任"观审员",针对一些重罪案件,全程参与第一审法院的审判程序。评议时,观审员虽不能参与表决,但可以表示意见,为法官下判作参考。观审制改革是台湾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与日韩的国民参与审判立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观审制主要包括观审员及其选任程序、观审法庭组成及适用案件类型、审判程序、评议程序四部分内容。观审制对目前河南省正在进行的人民观审团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权力机关对司法案件监督立法的探讨

199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机力机关对司法案件的监督立法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对检察、审判工作中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 (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 ,但由于对几个重要问题的界定分歧意见较大而暂时无法出台。研究探讨这些问题 ,对司法案件监督立法的尽快出台不无裨益。一、纳入权力机关监督的司法案件范围的界定权力机关对司法案件的监督 ,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范围 ,目前争议很大。不少学者和参与立法的同志将权力机关对司法案件的监督称之为“个案监督”,由此认为个案顾名思义就是个别案件 ,进而主张在立法上将个…     

《法学家论坛的法治表达》专题报道之四 努力实现司法公正的改革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强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则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相关法学专家认为。在实现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在基础型因素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方面入手，同时要加速健全司法权分工配合制约机制和人民陪审员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众对司法活动的有序参与，逐步畅通和规范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途径，孕育司法民主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基础。     

联名信对量刑的影响研究

联名信作为民意表达方式之一,在刑事案件中并不少见。但何为联名信,联名信的地位究竟如何,联名信能否影响刑事司法裁判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联名信具有朴实性、非专业性、易受影响性等与一般民意相同的特点,应被审慎对待。但联名信又具有案件结果与联名者的密切相关性、客观性、全面性的特征,并且联名信的部分内容能够反映与案件及当事人相关的信息,从而可以影响量刑。司法裁判者负有嫁接起朴素道德观念与法治价值的重任,因而既不能对联名信视而不见,也不应对其曲意逢迎,而应汲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与信任度。     

司法案件监督亟待解决的问题

天水市人大常委会政法民族工委主任吴正凯撰文说, 司法案件监督, 是人大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从实际情况看, 它的潜能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亟待解决。主要是: (1) 刚性手段运用得不够。多年来, 被西方国家喻为“国政调查”的特别问题调查还未启用, 加之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就司法案件提出的质询案寥寥无几, 使人大对司法案件的监督、司法机关对人大司法案件监督的重视程度以及司法案件监督的社会效果都大打折扣。人大对司法案件的监督, 尤其是刚性监督, 从法律文本走向政治现实尚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2) 对案件的实体…     

拯救信仰是司法与媒体的共同责任

1媒体报道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 当前，媒体与司法正处于一种复杂的博弈关系中，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如何面对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案件的审判,成为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法院应当充满热情善意．展示协作配合的姿态，确认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媒体报道公众关注案件的审判，也要注意把握好度，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以免因为对在审案件的过度报道，因为酿成“媒体审判”的氛围而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损害司法的权威公正。这也是法治发达国家处理媒体报道与司法审判关系的基本准则。     

“两个证据”规定下翻供问题探讨

口供作为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其他六种法定证据所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翻供现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时有发生，翻供现象在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曝光之后，日益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在新的规定下如何正确对待翻供问题，才能既发挥口供的作用以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笔者结合自己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的部分感性认识和经验，分析研究刑事诉讼领域的关于证据的理论，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后翻供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在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建议。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