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tate Street”到“Bilski”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从“State Street”到“Bilski”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演变

在确定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时,美国专利法确立了“实际应用”原则.在如何理解“实际应用”时,积累下来许多富有价值的审查方法.这一审查方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有何借鉴作用,是本文要加以探讨和研究的.本文探讨了美国专利审查中的“实际应用”要件,总结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中确立“实际应用”原则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审查方法的发展变化,并分析了这种发展变化对于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标准的影响.     

商业方法专利方兴未艾评美国最高法院Bilski V.Kappos案判决及其影响

13年前,当发明人Bernard Bilski先生提交名为"以固定价格管理商品销售价格风险的方法"的专利申请时,他决不会料到,该商业方法专利申请会在若干年之后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与讨论.     

后Bilski时代电子商务商业方法专利之因应与挑战

美国法院早期以商业方法属于数学演绎方法为由,将商业方法排除在专利保护之外.受此影响,商业方法在美国一直被认为不应授予专利.后来法院提出如果抽象的商业方法与运用这种方法后发生了某种物理转换或者有形的装置相联系,则应承认其具有可专利性.1998年更是表明只要该项发明能导出“实用、具体、有形之结果”者,仍不失其可专利性,否认了商业方法在美国《专利法》中存在例外.虽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In re Bilski案中,提出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方法发明须符合“机器或转换测试法”,试图限缩商业方法专利的范围,但联邦最高法院在 Bilski v.Kappos案中否认其为审查商业方法专利唯一的判断标准.在迄今为止仍存较大争议的背景下,如果既无技术贡献,亦无技术特征,更未与其实现所必须的计算机设备或计算程序相结合,而仅系解决商业经营的程序、步骤或者流程者,商业方法即应为人类智力活动的规则或方法,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不属于专利权的保护客体.     

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研究：美国的规则与实践——从Bilski诉Kappos案谈起

可专利性是专利法领域的基础问题。就美国专利法而言,机器、制造品及合成物的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基本上不存在分歧。但是随着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因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不断引起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热议。根据时代变迁,美国专利司法实践一直不断地在探索和修正已有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并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相关判断标准。     

中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

商业方法是近几年专利领域争论和发展的热点之一,并在银行业最先得以应用。此后,商业方法专利在银行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发展的态势,以及我国内资银行发展商业方法专利的对策都需着重予以研究。     

美国商业方法专利的十年扩张与轮回:从道富案到Bilski案的历史考察

1998年道富银行案揭开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序幕.此后十年间,美国的商业方法申请、授权和诉讼风起云涌,但并未显示对美国金融业和电子商务业带来益处.2008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Bilski案中放弃道富案标准,确立机器或转换标准,借以限制商业方法专利,但最高法院不予认可,商业方法专利判定重新回到不确定状态.考察美国商业方法专利的十年扩张与轮回,可有助于理解商业方法专利争论的实质,有益于把握我国的商业方法专利政策.     

美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发展态势及其启示

简述了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发展的背景及商业方法专利相关的概念界定,全面检索了美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并在此基础上,从专利拥有量百分比、年度申请量、内外资银行拥有量百分比、专利排行榜、年度申请人数、IPC分类号和优先权等角度对美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简要分析了中国银行业商业方法专利发展的原因及内资银行发展商业方法专利的策略.     

试论物联网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

在专利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商业方法因被归于"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而被排除在专利权之外。而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专利制度经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物联网商业方法是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方法。与传统商业方法不同,物联网商业方法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传感感应等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电子装置实现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将人与物、物与物最大限度联系起来,实现人类对物理世界高效、节能的管理与控制。物联网商业方法创新中潜在的巨大利益与其技术性的特征驱使人们再一次向专利制度寻求保护。     

论商业方法的专利性保护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知识产权法带来了许多新议题,其中商业方法的专利性保护是颇具争议的一个议题。赞成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而我国处于当今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明确对商业方法专利性保护的态度并将其提上日程。     

WTO协定对欧盟法的影响及启示--从欧盟法院的角度

WTO协定在欧共体被视为法律渊源之一,但是在欧共体并不具有直接效力;欧共体法被假定为与WTO协定相一致,但是欧盟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不以WTO协定作为评价欧共体法合法性的依据。欧盟法院在其判决中对二者之间关系之精心设计,对于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我国来说,不乏借鉴意义。     

论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法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国际刑法也进入复兴和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人权法对国际刑法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十分明显,从基本原则到具体规则,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刑罚制度设计到刑罚的执行,并努力在保护被害人与保障被告人权利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透过国际人权法推动国际刑法发展的帷幔,不难发现其背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紧张博弈：为保护人权,国际人权法引领着国际刑法试图突破国家领土的藩篱进而穿透国家主权的坚硬＂铠甲＂;国家则奋力祭起＂主权＂大旗并诉诸＂司法独立＂的坚固盾牌,抵御某些外部政治实体利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干涉其内政、侵蚀其＂司法独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论技术创新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技术创新各个阶段智力活动的分析,阐明了技术创新过程就是知识产权产生的过程,并从知识产权的产生、保护客体、地域、保护方式等方面论证了技术创新对知识产权发展变化的推动作用,指出应重视和处理好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二者的关系。     

论科学技术发展对法律的影响

科学技术发展对法律有影响深远,但是也有许多限制。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法律的深化,集中体现在科技法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和发展上。科学技术发展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促进生态法的诞生与发展。     

伦理观念的嬗变对现代法律及其实践的影响──以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环境法律观为中心

本文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以家族、部族、地域利益为中心 ,到现在以国家、人种、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伦理时代。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虽然调整人类行为的法律逐渐成熟和完善 ,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2 0世纪以来 ,环境问题在各国日益突现 ,运用传统法律手段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上更显力不从心。频频爆发的公害事件、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使人类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本文指出 ,2 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应运而生 ,它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提出了新的以确立环境和自然固有价值及权利的环境伦理思想。本文认为 ,这些思想理论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仅动摇了传统部门法的法理学基础 ,一些国家还涌现了反映和维护环境和自然固有价值及权利的法律实践。本文指出 ,伦理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嬗变已经影响到当代环境立法和实践 ,并将对整个传统法律从理论到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     

为自己作证的权利及其真实义务——论英美法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被告人作证权制度是英美法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确立的。在英美法国家,被告人如果要在法庭上陈述事实就要像其他证人一样,走上证人席,宣誓作证。被告人作证时不受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保护,对控辩双方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故意虚假陈述将构成伪证罪。二战之后,部分大陆法国家或地区在改造职权主义庭审方式时,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被告人作证权制度,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调查被告人程序。我国也不例外。但我国的调查被告人程序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对抗原则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精神,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The Regular Practice of Morality in Law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considerations and arguments serving as validity conditions of law in legal positivist theory. I argue that, despite recent attempts, this possibility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My argument turns on a defense of Joseph Raz's Sources Thesis, yet I do not adopt his famous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Rather, I offer a renewed defens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and argue that moral considerations and arguments, whether recognized in law or not, remain arguments about the modification of law.     

公法权利的实践——结社现象的法学意义

我国公法权利实践之所以可能,主要是与公法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私法权利实践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普法教育的开展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原则深入人心,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为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提供着可能性。从公民结社权的实践来看,我国公法权利实践的最重要特点是,它是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权利,是需要行政权力提供保护的权利。约束行政权力,改变依附于权力的现状,并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是我国公法权利实践未来发展的大致方向。     

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社会现实,把法律解释作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法律现象或制度加以研究。首先分析了法律解释的概念及分类,试图阐明在法律解释中存在的理论混乱,界定我国法律解释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次,讨论了我国立法解释的意义和作用,肯定立法解释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此后重点分析了司法解释的问题,提出:我国的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和法官(审判组织)在个案中适用法律时所作的具体解释。各级地方法院不应层层制定地方性的司法解释文件,以避免行政性管理对法官审判权的侵蚀。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具有授权立法性质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是我国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规范性司法解释的功能难以被判例所取代,但在继续完善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发挥判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