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商对话：中国共产党沟通和回归社会的有效机制

沟通功能是现代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必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在当前社会冲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沟通社会和回归社会的一种有效机制,它对于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1978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对我国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和健全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当前健全该机制是执政党在沟通和回归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结构调适上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     

执政党应始终成为政治沟通的主载体

执政党始终成为政治沟通主载体，是由政党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定位决定的，是世界政党政治的普遍做法，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持续合法性的必然选择。面对政治沟通载体多元化发展的挑战，执政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主动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时民间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不断提高驾驭现代传媒的能力，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沟通的主载体。     

国外执政党如何应对社会利益多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利益多元化、碎片化，各种复杂矛盾易发、多发。给执政党施政带来许多风险和考验。国外一些执政党面对社会领域的新老矛盾，重视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加强与民众的对话和沟通。并辅之以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和谐，其经验值得借鉴。     

社会整合视野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析

社会整合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在转型期,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面临巨大挑战。面对挑战,执政党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寻求适当的路径转换,实现整合方式的变革,以此提高党的利益整合、组织整合、价值整合能力。     

论社会建设与干部的社会整合能力

当前,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出现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趋势,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逐步显性化.这在客观上要求执政党领导干部具备和提高矛盾的协调能力、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社会风险的控制能力,加强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以提高执政党驾驭社会建设的能力.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党社会整合的目标,必须客观分析新时代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此基础上,把握和落实执政党对实现新时代社会整合的适应性功能调节之着力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党的价值整合能力;促进社会利益协调,提高党的利益整合能力;强化政治制度建设,提高党的制度整合能力;强化党的组织建设,提升党的组织整合能力。     

国外执政党党内民主监督研究及经验启示

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考验,加强执政党党内民主监督,建立健全以党内监督为核心的民主监督机制,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方执政党党内监督、非洲党内民主建设以及前苏联执政党党内监督的经验教训的研究与比较,探讨我国执政党党内民主监督建设的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稳定的思想与实践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仅是国家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相继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处理西单墙事件、平息政治风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力争实现对社会稳定的恢复以及对历史的正确反思。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为我们当前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促进维稳思维观念由政治斗争向经济建设、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推进社会控制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与预警机制的机制创新,成为当前探索维护社会稳定举措的重要思路,同时也是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浅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与利益整合机制的建构

整合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是党在执政治国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利益主体复杂多元,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执政党的利益整合机制.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立与和谐社会与之相适应的利益整合机制,这正是我们党回应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变化呈现出的新特点,强化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     

执政党的整合能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治整合能力是执政党调控和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也是其执政水平的综合体现。执政党的整合能力包括政治体系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引导调节公众需求的能力和凝聚公众利益的能力。提高政治整合能力,是我们党适应社会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诬告陷害罪构成之论辩——以高天虎诬告陷害罪为例

实践中,诬告陷害罪的定罪常以考察被告发人行为定性为前提,但是诬告陷害罪的基础是告发人而非被告发人的行为,被告发人行为定性并非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告发人诬告行为至少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告发人明知其告发的内容存伪,但为使被告发人受到刑事追究仍进行告发,达到情节严重的,告发人即构成诬告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