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道格拉斯的临床访问

约翰·道格拉斯树立了在犯罪推断方面应用临床访问方法的成功范例,他使得临床访问方法成为警方工作的新工具。约翰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临床访问在学识、兴趣、毅力方面所需要的特殊条件;他组织的“世纪大对谈”,在具体方法上值得借鉴;而他的经典案例“兄弟戮尸案”证明了临床方法的特殊效用,并对犯罪推断的心理学和逻辑学,都提出了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特殊形态之探讨

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着诸多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关于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的特殊形态，有必要从刑法理论上予以澄清和再认识。在以“借用”为名的贿赂犯罪中，犯罪着手与犯罪既遂、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等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公园内犯罪现象思考——基于对河南省三种类别城市的调查

学界对于公园内的刑事犯罪率鲜有关注。侦查实践中，公园内发生的刑事案件极少，公园这一特殊地域以其所包涵的“公园文化”在抑制犯罪欲望方面的功效值得关注和深思。人的心理异常及压抑程度同犯罪的关联性应当引起重视，而“公园文化”的减压与预防犯罪功能具有推广价值。     

单位犯罪未完成形态探讨

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一样存在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未完成形态 ,在认定单位犯罪未完成形态时应注意不能把单位的决策行为认定为单位犯罪预备等 ,对实施人员自动停止实施、单位中止犯罪中的“有效性”要件问题应具体分析。另外 ,本文还分析了单位犯罪过程中单位领导人变更后新任领导人中止犯罪、由于实施人员的认识错误致使本罪未遂他罪既遂等特殊情形     

中国大陆邪教发展趋势预测

科学的预测应当是建立在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科学推断。对邪教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不仅要有科学的依据,而且必须采用一定的预测方法,如德尔菲法（也称专家意见法）、回归分析预测法、类推法、抽样调查法等。预测结果显示,反邪教斗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可能速决,是一个渐进式的、“步步为营”再逐渐扩散的进程。邪教发展变化有几种可能：一是种类更新;二是手段、方法向国际性、年轻化、知识化、多元化、暴力化方向发展;三是对邪教犯罪的控制应关注金融界、“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下岗待业”、“收入差距过大”、“乱收费”等方面。     

可特殊防卫之犯罪范围的司法认定

合理确定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范围,对于确保公民防卫权的正确实施并防止防卫权的滥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可实行特殊防卫的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为基点,司法中如何认定“行凶”犯罪、“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范围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     

海峡两岸毒品犯罪比较研究

两岸刑法在毒品概念、分级制度、毒品犯罪对象和行为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陆刑法在毒品犯罪对象、行为类型等方面有着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台湾“刑法”在毒品分级制度和使用行为犯罪化问题上迥异于大陆刑法。研究还发现，台湾“刑法”的毒品分级制度、毒品目录更新机制、对制毒设备和施用毒品的器具的刑法规制值得大陆刑法借鉴。     

中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比较

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应当在有组织犯罪框架内充分关注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予以恰当有力的预防和打击。与中国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作为刑法反恐的起点和主要抓手不同,俄罗斯反恐法从规制具体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入手,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时才引入相关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罪名,并且分别设置了“组织、参加恐怖主义集团罪”和“组织、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罪”两个独立罪名。相应地,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系位置、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等方面,两国的立法选择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两国立法异同的分析和比较,将为我国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不同视角的借鉴。     

故意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类型之我见

在故意犯罪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犯罪形态: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一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一般是以这两种类刑的犯罪形态为依据来划分犯罪构成的。把犯罪的完成形态分为一类犯罪构成,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分为另外一类犯罪构成,使两种类型的犯罪形态分别属于两类犯罪构成。但是在犯罪构成的称谓上略有不同。例如,有的把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称为“一般形态的犯罪构成”,把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称为“特殊形态的犯罪构成”;有的则是把前者称为“基本的犯罪构成”,把后者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这种划分方法,主要目的不在于研究一罪不同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而在于揭示两类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的不同特点,其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明犯罪的未     

确定侦查方向的事由分析

确定侦查方向的事由包括基础事由和具体事由。通过犯罪活动的基本规律能够确定犯罪的种类,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及心理特征,从而确定侦查方向。通过犯罪心理活动能够推断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作案目的从而确定侦查方向。通过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推断案件性质,总结案件特征从而确定侦查方向。通过了解调查访问对象,评断调查访问获得的材料确定侦查方向。通过作案手段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特点、身体状况、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等特征从而确定侦查方向。通过确定犯罪动机以及对犯罪动机进行甄别可以确定侦查方向。     

试论文化与犯罪

“文化是人类劳动、智慧和感情创造的产品的总和。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制度、文学艺术、音乐美术、哲学、历史、宗教和科学技术等意识形态和劳动成果。””文化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个人的行为都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文化观念有关，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会透露出一定的文化气息。由此推断，犯罪无论是作为一种个体行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都必定包含着种种文化因素，丈化与犯罪具有干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犯罪个体、犯罪社会现象和犯罪历史发展这三个角度出发，着重探讨文化对于犯罪的二重性问题…     

防卫过当犯罪构成的特殊性

防卫过当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其犯罪构成要件与其他普通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很大不同。防卫过当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具有防卫人和侵害人的双重身份,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间接故意或疏忽大意的过失,侵害的客体是“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客观方面的行为是复合行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结合),犯罪对象具有特殊性。     

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知”的证明责任及其立法评析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明知”是注意规定 ,不是特殊规定 ;由于犯罪故意本身就包含了“明知” ,删除分则条文中的“明知”不会导致严格责任 ;由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明知”的证明责任仍在控方 ,但控方只需证明基本事实 ,即可推定被告方“明知”。     

论持有型犯罪

在刑法学的研究中,犯罪行为举足轻重.“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正是行为在刑法中地位的鲜明表述.传统的刑法理论将犯罪行为穷尽地划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二大类.笔者认为,持有行为是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第三种行为方式,并从行为性质、状态方面予以论证.法律规定持有型犯罪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单位犯罪主体的否定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最高法院已经出台关于单位犯罪主体否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尚未全面涵盖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假单位、真个人”的现象,导致司法机关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不准。引进“揭开公司面纱”理论,重单位犯罪成立的实质要件、轻单位犯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在特殊情况下否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而直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正是本文意旨所在。     

重拾四要件犯罪构成：从可取性到核心重申

因为能够处理好自身与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且能够吸纳正当化事由，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应予肯定。而在肯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之后，我们还应消除因“基本逻辑错误”“基本立场错误”和“基本前提错误”而对犯罪构成所形成的新的疑虑，且应赋予犯罪构成以“司法学顺序性”或“方法论顺序性”。进一步地，当把认定犯罪的方法逻辑和司法效率结合起来，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内序”应确定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最终，四要件犯罪构成应重申的“核心要件”便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而这是由“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论信息技术对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在信息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对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其中,对犯罪侦查工作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有四个方面：一是拓展了侦查空间,在原有物理空间外,增加了一个虚拟空间,也使电子证据成为一种常见的证据形式;二是影响着犯罪客体,信息技术广泛地被运用于犯罪,犯罪手法也具有了信息化的特征;三是改变了侦查环境,升级了侦查工具,侦查办案已与网络与计算机密切相连;四是促进了侦查途径与方法的演变,侦查途径更具多样性,“电子资源”广泛存在,“数字化侦查”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面对这些变化,侦查主体应转变思路,更新理念,通过对信息化背景下犯罪情况的研究,探寻应对方法。     

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转型时期农民犯罪特点探析

文章以“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的数据为依据 ,分析了转型时期农民犯罪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结构、犯罪行为、犯罪组织、犯罪后果等方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