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恩人权哲学视野下的人权保护

米尔恩人权哲学通过对先验人权观的批判,以低度道德作为其权利体系的理论起点,这有利于消除人权国际保护中的政治化趋向;低限人权概念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内核,它在人权国际立法中具有可操作性,使人权国际保护从理论必然性走向了现实可能性;普遍人权命题是米尔恩人权哲学体系的理论诉求,普遍人权命题意味着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人权标准的普遍性,并调和了不同人权价值的对立,从而为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了理论平台。     

残缺的人权文化起源与人权普世价值

建立普遍的人权,促进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在多个文件中提及的人权教育目标。通过对西方人权根源的分析,从人权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人权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人类只存在具体的、历史的人权价值,人权价值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看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对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相对性的问题，或者说人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与文化多样性或多元性的关系问题，在最近十几年间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大部分讨论都是从较为抽象的、理念的角度进行的，很少有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仅仅讨论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不同人权观念和制度，而不去考察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     

论国际人权保护的发展

人权保护自二战后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 ,国际人权保护呈现出人权保护领域不断扩大、人权保护机制逐步完善之趋势 ,国际社会正式确认了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 ,在未来的社会中 ,国际社会还面临着如何促进国际人权保护与尊重国家主权的问题。     

人权价值尺度思想研究

人权价值蕴含着丰富的尺度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作为评价尺度的人权价值,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评价尺度,又是个体和社会进行自我评价的价值尺度。人权价值作为评价尺度是衡量人的价值及其全面实现的基本尺度;作为价值批判尺度的人权价值,通过自身的基本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集体性与个体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既反映作为"类主体"的人的普遍价值追求,又反映作为个体的人的多样性价值需要,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既是总体性的价值批判尺度,又是具有独立形态的价值批判尺度;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价值,是被赋予了普遍性的思想体系。人权价值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体现,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载体。     

宗教领域的人权问题

宗教和人权的冲突使人类陷入纠缠不清的道德困境,也因此成为重大的国际伦理问题.事实上,宗教只不过是人的创造物,宗教的普遍性价值形式正是人的普遍性价值形式.由于人权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普遍性道德权利,因此人权就是宗教的价值基准:任何践踏人权的教义和宗教行为都是恶,任何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宗教行为都是善.这就是宗教领域的人权的基本要求,其底线伦理是:人人应当享有祛除苦难的权利.它具体展开为尊重平等的伦理精神,并把这种伦理精神一以贯之地融入商谈理解的基本程序之中,切实依靠以伦理责任为要义的法律制度,以有效保障其具体实践和应用.     

建立亚太区域人权合作框架的前景分析

以区域人权公约和机制为核心的区域人权合作框架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内途径和普遍性国际途径之外的第三种重要途径。第二次世界结束以来，欧洲、美洲和非洲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区域人权合作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各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和进步。相比之下，拥有世界60％以上人口和1／3以上领土面积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亚太地区”）迄今仍不存在类似的机制。     

国家主权相对性:外国人管理的理论依据

国家主权意味着一国政府有权制定关于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执行体现权力分配的法律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绝对性,而是有一定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有其历史基础,也有其管理对象的两面性:对外国人的双重管辖以及对无国籍人和难民特殊群体外国人的属地管辖和国际人权保护。在外国人管理实践中,国家主权相对性主要表现在:既要考虑国家主权,又要考虑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现实及国际人权保护;既要遵守国内法,又要遵守国际条约;既要承认外国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与正义,又要考虑由此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的影响;既要重视服务,又要加强管控。在不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条件下,达到维护国家权益、保护外国人合法权益、促进国际交往的目的。     

人权及其宪法保障--由宪法修正案所引发的思考

文章考察了人权的基本内涵和历史演进,认为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表明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极端重视,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突破,必将推动新世纪中国宪政向更加科学、理性、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国际人权法与中国刑法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内容.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国家承担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