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共享"的呼吁: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长期以来,我国只有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概念,而缺乏国民概念,而在这背后,就是农民无法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护。本来,国民待遇是针对外国人的民事权利提出的,但我国农民的地位和现状不得不让我们在给予外国人国民待遇的同时,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     

试论我国农民选举权的平等保护

选举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民选举权虽然经历了从＂同票异权＂到＂同票同权＂的渐变历程,但农民平等选举权的真正有效还需做出巨大的努力。     

创新农业增效方式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甘溪镇是个典型的山区农业镇,农村人口多,农业底子薄,农民增收慢,“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和阻碍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短板”和“瓶颈”。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村,难点在农业,焦点在农民,核心在增收。只有创新新型农业经营方法,探索现代农业增效方式,开辟多元化增收渠道,才能实现农民持续增收。     

在德国当农民是件美差

在德国想当农民不容易 在中国，农民不仅收入少，而且在生活、养老、看病、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跳出农门成为农村孩子的最佳选择。无法考上大学的人只好进城当“农民工”，能考上大学的也尽量不选择农业专业。就读农业专业只能算是无奈选择，而且就业前景亦不容乐观。“农业、农村和农民”竟然成了老大难的“三农”问题。     

解析WTO的国民待遇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国民待遇的“标准”问题 国民待遇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平等观念”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WTO的非歧视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中,人们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民待遇是指WTO成员保证其给予其他成员方的产品、服务和国民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本国产品、服务和国民的待遇。”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原则,严格讲应是外国商品或服务或知识产权与进口国国内商品或服务或知识产权处于平等待遇的原则”。②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国民待遇应坚持的标准,是坚持“不低于”(no less favorablethan)还是坚持“等同于”(as the same favorableas)标准。     

“超国民待遇合理合法论”评析——外商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制度的理性思辨

入世后 ,经过修订后的中国外资立法与WTO规则已基本接轨 ,惟有“超国民待遇”的问题尚未触及 ,学界对国民待遇的理解出现了歧义 ,一些学者主张“超国民待遇”与国民待遇兼容 ,与WTO规则并行不悖。对“超国民待遇合法合理论”应提出质疑 ,提出“超国民待遇”于法无据 ,于理相悖 ,因此 ,应重塑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的思路 ,以便在新形势下深化外资优惠政策新的形式和内涵 ,逐步消除“超国民待遇”现象     

多种监督为“三农”

蒙城县是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5％以上,农村经济占全县经济总量的40％以上。为了保障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蒙城县人大常委会多措并举,督促政府不断加强“三农”工作。     

世界的粮食形势与中国的粮食安全

古往今来，粮食在全人类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中国有句俗话称“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重要。 近年来．我国政府由于重视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作，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中国的粮食基本实现“紧张的平衡”，中国用世界上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国民待遇原则下农民合法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从一起地下水资源纠纷引发的命案说起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不歧视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民内部一律平等,不能因差别有所歧视。基于国际待遇原则,为充分保障农民权益,以国际待遇为基础的WTO法律体系不仅要求政府职能彻底转变,而且农民的利益应加强保护。中国加入以国民待遇为基础原则的WTO或许是一次机会,在推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给农民一次历史机遇。     

走出国民待遇原则的误区

对国民待遇原则认识有三个误区,即“超国民待遇”问题,“内歧视”问题,“扶优扶强”及国企改制优惠政策问题。只有走出国民待遇原则的三个误区,才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论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目标——实质平等

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农民宪法权利要受到与市民平等地对待和保护,这种平等应当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质上的。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存在诸多的现实困境与认识误区,制约了农民宪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目标应是建立在形式平等基础之上的实质平等。这一目标的提出具有正当性和现实性,也契合平等理论、人权理论及其普遍实践的趋势。农民宪法权利实质平等的保护目标及其路径选择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现之道。     

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因为流转上的障碍,农村土地权利并未真正物权化。流转管制背后蕴藏着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解,反而重新抬头。但逻辑上父爱主义的预设前提并不存在,且潜伏着无效率和不自由的危险。父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土地管制所借助的三个正当化理由都有反思的必要。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为“还地于民”提供了历史契机,摒弃父爱主义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产彻底物权化和农民身份彻底市民化,并为克服危机提供动力。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employ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rural urban income gap and its critical points for change. The level of rural urban income gap in 1978 broke the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on which the traditional rural urban relationship relied, leading to overall reform in rural China.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utilizing their superior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urban residents have so far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urban biased government policies, deterring rural labor from migrating to cities permanently. The urban residents’ major lobbying mechanism is through their “vote” and “voice”, something in which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are lacking. However, farmers have a way to “get around” the urban biased policies which are unfavorable to them. This “voting with their feet” eventually will drive the policy change. When the rural urban income gap increases to the level of 1978, a critical point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will have been reached. The timing and conditions will be ripe for reform of the whole policy package on which the present rural urban divide has been built.     

中国"反贫困"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制度障碍分析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反贫困"进程推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农村低保的试点工作,但各地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巾遇到了诸多障碍,很多地区的农村低保工作都处于基本停滞状态.我国各地地方政府应拓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来源渠道,科学划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合理选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象,不断完善本地区的相关制度,推进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以“让农民上楼行动”为例

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在治理基础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在依赖实体、地方性规范、社会秩序和人情交往等方面并不相同,如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让农民上楼行动",在治理基础未变的情况下改变治理方式,可能会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一些弊端: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了农民因上楼致贫,造成了基层政府的管理困境。本文通过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探讨了"让农民上楼行动"的弊端,旨在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要盲目地推进城镇化。     

城市化与“入城”集体土地的归属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城中村"抑或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还是农民就地的自主城镇化,均会引发"入城"后集体土地如何归属的宪法难题。从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格局、各农村集体地权实现能力的差异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考虑,长远来看,宪法第lO条第1款关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仍应维持。但基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权益严重不利的事实和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则需要以人的市民化,尤其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为基础,来对宪法第10条第1款作出新的理解,即当某一个城市的公民(尤其是原来的农民)均得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时,该"入城"的集体土地才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解释不仅可以避免修法,维护宪法权威,而且也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合乎宪法上国家所有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浅析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农民文化需求为视角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农民需求出发,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前提。本文从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入手,分析了农村文化建设为什么要以农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及针对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

农民宅基地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有其独特的社会政策落实内涵。农民的私有住宅与集体公有的地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住宅制度,其中所涉权利相当复杂,不是宅基地"用益物权"之简单阐释。住宅的所有权、地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农民的居住权、农村集体权利等等皆须考量。在此基础上,因应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宅基地适度流转才能使制度不致僵化,亦不致因宅基地之"自由"流转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换言之,"宅基地"流转需要把握好相关的"度",防止"一刀切"。     

我国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曾有过辉煌,也遭遇过挫折。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是人权事业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农民因病返贫、缩小城乡居民健康差距的需要。近几年,农民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推行,为我们制定《农民医疗保障法》提供了立法经验。建立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应坚持科学原则,从法律制度建设入手,依法推进,保持农民医疗保障制度规范、有序、有效。同时,要加强与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配套制度改革建设工作,以保证农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累积投票制的引入与实践——以上市公司为例的经验性观察

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引入了任意性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虽然立法上采取了任意性累积投票制,但实践中绝大多数样本上市公司实施了累积投票制,这与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对累积投票制倾向于采取强制主义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证数据显示,一方面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下累积投票制的实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累积投票制在上市公司中未能得以有效实施。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影响累积投票制有效实施的问题,包括等额选举、股东大会会议出席率低以及表决权的不当行使等实践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提名资格限制、当选原则、选举方法以及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选举等制度层面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累积投票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实施的空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