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权利视角我国城市高房价成因的制度分析

我国城市高房价经济现象实质反映的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三者之间的权利、利益的不均衡及三者各自的权利与利益的不对等,高房价经济现象背后蕴藏着金融危机与政治社会危机。通过对学界认为导致房地产市场高房价的原因如＂供求说＂、＂成本说＂、＂体制说＂、＂利益集团间力量不平衡说＂等四因素说展开制度分析,认为,从制度经济学视野看,对制度、规则供给过程中民众权利缺失是维持高房价的＂四因素说＂持续存在的制度成因。     

青年知识群体居住贫困及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为例

高房价使诸多家庭出现贫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调查,本研究探讨了上海青年知识群体因居住成本增长过快而导致"居住贫困"的相关问题。调查显示,上海青年知识群体居住成本负担普遍偏高,居住贫困问题突出,42.6%的人处于住房迫切需求之中。居住贫困对青年知识群体正常的工作、生活及社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工作业绩上追求短、平、快;消费上质量和档次下降,即兴消费减少;社交上频次下降,社交圈缩小等。因此,应通过自我心理调节和相关政策构建进行治理,提高其社会适应性。     

高梯度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国高梯度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政策倾向等一系列因素的存在,我国高梯度地区并不是在所有产业的发展上都具有区位优势和竞争优势,一些产业出现了向外转移和扩散的趋势。高梯度地区通过把产业转移到低梯度地区,一方面可以节省资本,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就有充足的资本投入到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研究中,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高梯度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分析高梯度地区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发展契机,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的演进规律,为其他低梯度地区更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提供借鉴。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根源探究及其控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已给我国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我国行政成本畸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帕金森"现象——政府成本的最大化倾向;不计成本、不讲代价,成本意识、观念淡薄;政府职能不清,越位与缺位并存;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众多,效率低下,财政负担重;预算约束软化,预算管理过于分散,科学性、透明度不高;政府治理人治色彩浓于法治色彩;干部人事制度与政绩考核缺陷;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失控,公务员隐性待遇不明;政府行政成本监督体系低效;政府成本会计缺失,政府成本管理缺乏信息支持。     

新一轮减税降费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研究

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多次减税降费政策,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全方位、多层次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有力提振了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极大提升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了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底气,有效地巩固了民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未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将更加注重引导民营企业把减税降费红利投向技术创新领域,加强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评估和动态调整,着力克服伴随的负面影响以及做好配套改革等,使减税降费从扶持性政策向制度化长效机制转变.     

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趋势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可以说是奇迹但是到了目前阶段,如果依然过度依赖投资,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就会越来越明显,高速增长靠高投入、高能耗将难以为继、另外也要看到,我们的成本竞争优势相对在减弱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所以提高工资是必然的．     

股市房市会成“跷跷板”吗

在政府对高房价的应对之策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一度萧条的股市在政策的刺激下重新人声鼎沸,是否意味着资金已从房市等其他投资渠道向股市转移了呢?     

浅析我国税收成本现状及降低措施

税收成本问题是我国税收经济工作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在我国过去长期以来的税收工作中,一直实行下达税收计划的办法,我们较多的注重税收收入的增长与速度,注重税收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却忽视了在聚财和税收调节中税收成本支出,致使近些年来税收成本不断上升。税收成本是现代税收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对此认识都尚不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理论上深入认识这一问题,将有助于税收征管效益的提高、税收调节作用的充分实现和我国税制的完善与规范。过高的税收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可用财力的大小,还对经济运行和税收执法等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分析我国税收成本现状,从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入手,对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及措施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校企合作政策的演变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企合作政策经历了建立与深化两个阶段,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我国校企合作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之际,应当从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完善课程管理、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等方面完善校企合作政策。     

重视制度创设优化发展环境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后发展地区往往存在着企业市场进入成本过高和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障碍了投资和企业扩张,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交易费用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优化.     

商务成本与投资选择

最近,关于商务成本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有关文章也见诸于报端。有一种说法:由于上海的商务成本高(主要指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所以许多投资都流向了上海的周边城市。因此,上海不能再增加工人的工资,否则将更吸引不到来沪投资的国内外客商。其实,企业的投资选择,决不仅仅依据商务成本,就是商务成本也不仅仅是依据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如何正确认识和计算商务成本,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它关系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判断是否正确,关系到企业对职工的工资、福利该如何正确定位,关系到政府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是否有利于招商引资、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生产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高房价: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3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再创新高。中央政府重拳出击治理高房价，实在是因为高房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能承受之重。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带来的是一系列突出和潜在的社会问题。     

加入WTO对我国政府行政的影响

加入WTO,给我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政府行政将会由传统的权力行政模式向服务行政模式转变;计算机在政府中的运用,会打破依靠邮寄、人工传递公文等传统的行政方式转为依靠网络来传递政府信息,强化政府与企业和公众沟通的全新的“电子行政”的现代化的行政方式;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企业和民众的热切期望将会大大促进政府实现由高行政成本向低行政成本的转变。     

民营科技企业的融资困境与对策

民营科技企业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民营科技企业主要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在进行研发和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等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目前，融资困难成为制约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调查访问和数据分析，论证了民营科技企业的融资困境．以及影响企业融资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进而提出大力发展担保业、尽快完善风险投资机制等对策建议。     

看不懂的电价

电力供大于求，竞价上网的电价一路下滑，但电网对用户电价却不降反升 整个电力消费构成中，工业用 电一直占有７５％以上份额， 居民生活用电和第三产业用电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两项合计只占２０％左右。可以说，电力的最大用户是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电价的成本则直接关系工业企业成本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竞争能力的高低。 最近，在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工业电力消费大户们抱怨多多，业内人士讲述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故事。 河南焦作铝厂原生产电解铝１０万吨，属高耗电大用户。后来，铝厂扩建规划，年用电量…     

关键节点、动力机制与环境政策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基于关键节点、动力机制和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我国环境政策呈现出“断裂-均衡”式变迁。关键节点是制度断裂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构成了我国环境政策变迁的三大关键节点。在关键节点处,宏观制度背景变革、行为主体利益偏好和思想观念转变等统一于动力机制触发环境政策变迁。我国环境政策变迁整体上保持稳定,其重要原因在于路径依赖,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政策变迁成本和既有理念思维惯性等导致了环境政策出现锁定状态。     

以结构调整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

“高成本时代”最直接的含义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这正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如果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甚至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则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当务之急应是从政府和企业等多个层面，制定出长期并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企业发展方式转变视角下的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问题是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诸如能源消耗高、污染重和产业升级慢等问题。从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还存在发展不协调、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服务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民族品牌少等问题。本文站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视角,从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税收政策方面探讨了推进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阐述推进我国企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认为可以从发展循环经济、调整能源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利用政府调控手段来推进我国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市的制度性成本分析:膨胀动因与调控对策

城市不同形态的制度性成本处于不同程度的"压力膨胀状态"。对制度性成本的认识不足、治理方式表面化、治理视角缺乏整体性、治理动机存在功利化倾向等,影响着城市治理绩效。有效降低城市制度性成本,不仅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降成本"目标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下提升我国城市治理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公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任务。探究制度性成本畸高难题,亟须回归制度层面,关注制度设计、权力行使、政府责任等深层次问题,重点审视和税收、产权以及住房等相关的政策制度。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