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社会矛盾调处

正确认识和积极处理社会矛盾是执政党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关系其执政合法性的重大问题.积极调处社会矛盾有利于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要素及其关系,有利于提高业绩认同、主体认同和价值认同.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调处的客体、主体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看,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矛盾的调处.积极调处社会矛盾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基础,统筹兼顾是根本,关注民生是关键,建立健全的机制是保证,提高领导干部调处社会矛盾的意识和能力是重点.     

公平正义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重视公平正义是政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要求.我党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身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党的执政基础带来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关注民生、健全制度、完善自身,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进一步实现.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调谐：政党能力提升的执政逻辑

现代政治的核心和主流已聚焦于政党政治，政党在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成为政治是否稳定的关键。而政党执政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则只能依据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两个核心维度来考量。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严惩腐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建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和执政前的许诺,都要求我们党在历史负面合法性的基础上寻求正面合法性。建国初期,我们党在进入政权程序、执政绩效、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党风建设等多方面致力于加强合法性。在党的角色转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对待领袖等方面则又隐含着后来合法性危机的若干因素。     

以人为本: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哲学意蕴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特点分析

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前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执政本质的价值取向和人民主权的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与传统阶级社会、现代西方社会合法性问题的本质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具有实现、维护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实践途径。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党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以合法性的视角看待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必要对执政方式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对传统执政方式合法性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新时期执政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依法执政:现代政治合法性对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合法性对任何政治体系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党的地位与效率往往取决于其合法性状况。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背景下,执政党合法性有赖于意识形态与执政的有效性,同时在执政方式上依法执政的选择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是世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和道义性的关系。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三个代表":新世纪党执政合法性的生长点

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正当性的接纳和认可,是现代政治系统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三个代表”思想是党面向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执政合法性资源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合法性是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问题。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当前,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有所淡化,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削弱;社会不公现象和不安定因素日益凸现,对党的执政绩效造成负面效应;对权力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损害了党的公信力。应对挑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取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以良好的执政绩效为实践标尺,以执政能力建设为着眼点,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融合式开发

合法性是任何政权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就其现代内涵上来说,它包括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拓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在执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实现融合式发展,从而不断地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新时期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探析

本文从“合法性”概念来分析和探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巩固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思路和途径,论述和分析了强化执政意识、改善执政方式和坚持执政为民的思路,并从执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执政的科学化和高效化、执政的清廉化和公开化以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促进三个文明发展的途径来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包容性增长”: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关键举措

“包容性增长”是通过提升广大民众利益实现的公平度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举措.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生的诸多民生问题,不仅累积大量民怨舆情,更是严重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断创造机会平等的参与机制,健全政府公共服务体制,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努力寻求合法性认同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增强提出了权威和秩序的双重诉求。我们党必须认真面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积极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力 ,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中确保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三个代表”正是蕴涵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对执政合法性诉求的时代命题     

以人为本与党的执政理念重构

以人为本这个概念是古语新用。从内容上看,它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其实质是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对它们的批判、继承和扬弃。以人为本是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它的提出,既不是对党的传统执政理念的“颠覆”,也决不是对传统执政理念简单的“重复”,而是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自身建设需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重构”。因此,以人为本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