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公民数字素养技能：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及指标体系构建

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是领导干部在数字化环境下完成工作任务、提升工作绩效的关键能力，该能力是在公民数字素养技能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职业能力，但其结构、要求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数字素养技能。随着经济、社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领导干部数字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内涵、内容不清晰，不仅领导干部个人难以识别、评估自己的数字能力，组织部门在考察、考核和评价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上也缺乏科学的参照标准。基于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DLGF)构建的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体系框架，将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分为数字思维、数字决策、数字执行、数字创造、数字安全、数字伦理6个能力域和23个具体能力，旨在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了解、识别、评估自己的数字能力，并为相关部门考察、考核和培训领导干部数字能力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点探讨

数字技术革新让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三个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赋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但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也可能面临数字垄断阻碍共享发展、数字鸿沟扩大城乡差距、数字幻觉诱发绿色盲区隐患等现实挑战。对此，应坚持以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新发展理念为导向，营造自由稳定的经济环境，创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良性的数字生态系统，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人权保护的再嵌与联结：理论阐释与制度建构

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所建构的物物互联、虚拟仿真以及虚实共生的新业态和新形式，逐渐成为公民满足基本权利与追求全面发展的表达式，甚至作为捍卫权利不可或缺的方式和途径。这使得原本深嵌于既有人权保护的结构与过程被数字技术脱嵌出来，带来“数字人权例外”。不过，社会群体竞争作为“一般规则”的选择机制，加速数字人权保护纳入数字社会的统筹建构之中，有效改变数字人权保护的滞后状态。数字社会中人权保护的理性制度建构，能有效促进数字人权保护的关系再嵌和实践联结，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数字人权保护的规范精进，最终有助于为数字社会的演化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老年数字弱势群体保护的人权嵌入：理论机理与构建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突出强调了对于老年人的人权关怀。数字人权架构于智慧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上，是科技与法律共生演化、相互缠绕的人权形态重塑。数字科技开发利用中“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出现，体现了数字人权逻辑下智慧社会治理困境的特殊主体缘由，也反映出各个数字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共生式的权利博弈关系，深入揭示智慧社会变革引发的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实质不平等问题，分析数字鸿沟诱发老年群体社会关系边缘化的风险，将有助于避免社会数字化进程中仅仅是将人作为信息处理的客体，造成“数字麻木”。从伦理性、道义性、正当性反思数字人权嵌入维度，实现从数字治理向权利保护、从不平等技术供给关系向数字权利正义、从倡导性解决策略向强制性法律保护的升级转型。对此，需分析数字技术使用中不正义行为的客观存在，植入倾斜保护原则，对老年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义务予以矫正，前移法律介入保护，确立防止侵害义务，推进老年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平权变革，凸显出数字化时代的“科技温度”。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时空约束，有效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从历史逻辑出发，我国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低水平区域均衡到效率优先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再到区域统筹协调转向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价值分配环节赋能资源有效配置；通过价值实现环节赋能市场变革；通过价值创造环节赋能区域间分工协作，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和基础条件，但仍面临“数字鸿沟”现象不断扩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等难题。为此，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构建区域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通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价值、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数字普惠是数字经济时代满足乡村振兴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的重要途径。在归纳梳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从技术服务的角度对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进行分类，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通过对部分金融机构承担的农村数字普惠项目的调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现实中的堵点，如农户缺乏数字金融素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数据治理存在缺陷等。应从增加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供给的多样性、推动农村地区信息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与完善农村数字征信体系、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数字应用意识、健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五方面实现突破，加强社会各方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与共享，合力打破发展瓶颈。     

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生成逻辑及规制理路

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时代衍生出的新样态。较之于传统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具有判识难度更高、负面影响更广、规制难度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厘清其生成逻辑，并有针对性地从加强数字治理、培育数字素养、健全数字制度三个维度对其加以规范治理，以解决普遍存在的数字形式主义、强化“四风”整治效果。     

以数字中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正>如何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在数字中国建设过程中，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的核心在于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首先，需要创新组织方式。数字技术创新要从具体的垂直场景切入，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数字产品，再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基础研究的创新推动产品不断迭代优化，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逆向线性模型，从安卓系统到很多人工智能产品及数字安全技术，大都如此。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方略

重塑城乡关系、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经济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经济新动能集聚的核心要素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内生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要素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产业驱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带动公共资源共享，为实现以城乡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以及空间融合为主的多维融合提供动力。现阶段，数据要素共享、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治理水平提高以及数字政策保障等有助于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为此，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实践方略引导，夯实数字经济在城乡发展之间的联结作用，探索赋能效力充分发挥的途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则、问题及路径——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持续提供乡村振兴动力引擎的战略选择。区域差异、目标偏离和主体差异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存在的问题。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意区域性差异、注重分类性要求、重视主体性培育，采取理念创新、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等方式，坚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引领，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不断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着力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之路。     

数字政府的技术资本侵蚀问题论析

资本侵蚀是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历史性问题。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技术资本侵蚀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这一状况既是传统政府资本侵蚀问题的延续，更是因为现代数字政府与技术资本之间产生了新的契合点。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的侵蚀经过了由浅入深的历程：从技术层面的信息控制和技术内嵌，到权力层面的权力依赖和权威迁移。这一侵蚀行为容易导致数字政府结构异化、履职受限、行为效率下降、数字能力弱化等问题。针对此现象，在优化数字政府内部的监管方案与协作机制的同时，要强化数字政府的服务本位和掌舵意识，提高数字政府的信息运用能力和对话沟通能力，建立健全各级数字政府的数字能力评估体系，循序渐进地稀释和化解这类资本侵蚀带来的不良反应。     

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各个层面考察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治理方略。数字包容理念是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老龄社会治理尤其重要。基于社会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需要厘清“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概念内涵，并从加强观念培育、增进协调治理、引导产业发展、鼓励社群支持和开发主体潜能五个方面构建数字包容老龄社会的制度框架。考察对老年人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的建设，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有利于及时回应老龄社会新形态和老龄群体的需要，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优势，丰富数字中国战略新时代尊老孝老的内涵。建设“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应全面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践行积极老龄观，增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前瞻性规划与布局，提升互联网服务和内容适老化水平，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的辐射效应，加强建设效果评估，完善数字包容社会建设政策。     

尽快构建数字版权交易和服务平台

数字出版的增长率远高于其它行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技术、新科技的应用有力推动了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但也是把“双刃剑”，新技术、新科技使得不法盗版者侵权成本大大降低、传播更加便利，而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难度却不断上升。较之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的盗版问题更加严重、更难以控制和避免，数字盗版已经影响了数字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损害了著作权人和合法内容商的合法权益，打击了作者的内容创作积极性，成为阻碍数字出版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出版将成为增收新模式

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出版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也改变着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态势，社会已经进入数字阅读时期，数字出版物成为增收新亮点。     

天津市河西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自2019年以来，天津市河西区把握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提出“打造网信大厦，发展数字经济”的工作规划，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位于新八大里地区的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集聚效应初具规模，使数字经济比肩金融业、设计产业等成为河西区优势产业。2021年，天津市政府印发了《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将河西区数字经济主题园纳入全市数字经济“两谷两园两区”布局，这既是对河西区数字经济发展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推动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的有力契机。结合市委、     

习近平关于数字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思想特质

习近平关于数字生产力重要论述是其在认识与把握全球大数据加速发展大势、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总结与升华中国数字生产力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数据蕴含着巨大生产力是数字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加快发展信息技术体系是数字生产力的关键依托，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数字生产力的价值旨归，打造良好数字生态系统是数字生产力的发展路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出鲜活的时代气息、深厚的人民情怀、宏阔的战略视野、深邃的辩证思维，为新时代中国数字生产力加速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激励机制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并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逐步由“四化协同”过渡到“数实孪生”,最终实现“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微观基础视角，财税激励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中观载体视角，财税激励通过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宏观保障视角，“分权+考核”激励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积极作为，营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财税政策应聚焦发展基础、应用场景和数字化转型，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财税支持力度；深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深化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财税政策，提高激励效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