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尔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同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建没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而积极吸收西方改革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探索合理有效的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经验及启示

文章通过对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情况及特点、发展历程与现状、运作和监管等情况的调研,围绕深圳市探索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了完善社会组织法制建设、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建立完善的综合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呼吁重新认识社会组织在扩大就业方面的重要功能,明确提出依法自治是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     

社会组织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探析

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束缚,这与我国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监管体制在本质上把社会组织和政府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对社会组织具有高度防范和管制的理念。这种政府本位的体制设计立场严重削弱了社会组织的民间表达性和自主治理性。因此,政府应改革旧有的监管体制及方式,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自立、自治、自养的社会组织。     

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基本结构与发展模式

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政府资助、政治赋权、项目化运作以及自组织能力建设四者结合的结果,也同时体现了美国公民传统与现代社区公共服务网络化供给的结合。     

发挥社会组织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优势。要进一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促进浦东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在发挥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非营利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往往是唯一的国家权力中心,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理论和民主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管理模式已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种社会组织正日益成为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者,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对于弥补市场缺陷、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非营利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诸如志愿失灵等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提出相应的建议对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社会资本重构: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乡村自治是体现乡村社会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关键所在,有效发挥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保证,而乡村自治组织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功能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面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与自治组织功能的背向发展,必须从培育村民自治能力、增强传统规范与现代规范契合力、强化自治组织功能内生动力、拓宽自治资源辐射与回流驱动力等方面,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保证乡村自治实效。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结构设计

我们必须从优化政府职能结构入手，进行地方大部制政府部门结构设计，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部门结构：整合相同相近的细分职能，设置相应的大部门；加强宏观调控职能，放大宏观管理部门；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公共服务部门；重视特殊重要职能，特设重要事务管理部门。扁平化是当代政府组织层级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组织形态扁平化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组织形态扁平化是管理对象或服务对象复杂化的要求。必须按照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对分离的原则进行政府权力结构设计，因为：政府管理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相辅相成的运作过程；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协调地运作；政府大部制改革使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的要求更加鲜明。     

论公民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着力点

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得以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它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公民社会组织应当通过正规的与非正规的渠道,与政府及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在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活动能力。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共生共强机制。     

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新型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建构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政府和社会的二者关系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单位体制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并呈现出中国特有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在改革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非企业组织和公益性组织的兴起给整个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在具有传统思想的中国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经济、政治和组织条件。由于单位体制的退化,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趋势,使得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社会管理的方式也从传统的统治方式向现代的治理方式转变。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可持续性审视

政府与同一家社会组织建立持续性的购买服务关系,有利于应对公共服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上海市A街道的多案例研究表明,关系信任、项目成效和政府介入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其中,政府介入通过影响项目成效和关系信任发挥作用。为保证公平竞争和项目质量,政府持续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应受到制度规范,购买方需适度介入购买项目,社会组织需加强与购买方的协作和互动。     

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中发挥作用,如近几年不断发展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更能体现这一发展趋势。政府购买社会公共组织服务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在无力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权于社会,促进社会自主治。这种模式也逐渐成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鉴于这一模式的重要意义,着重于解构社会组织在这一模式中的作用,并希冀能为完善其角色扮演发挥些许作用。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工会去行政化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

工会"去行政化"与"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去行政化是工会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改革突破口,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工会去行政化的方向指引。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凸显工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回归工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完善工会作为支持型组织的服务功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活力的、能够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服务职工需求、引导和倡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现代枢纽型社会组织。     

基于和谐社会的社会组织构建意义及作用空间——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将我国社会组织建设视为一种传统制度安排向另一种制度安排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传统结构,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更大的制度优越性——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降低政府治理的风险及成本,促进制度不均衡向制度均衡的转变。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