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学学科2017年度发展综述

廉政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型应用学科,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规范化和持久深入有效的重要媒介。各国各地区为治理腐败投入大量资源,但因为缺乏学科支撑,廉政理论滞后于实践,反腐政策稳定性和持续力缺乏保障,反腐败队伍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近年来腐败和反腐败研究空前活跃,正式成立的廉政研究机构过百家。2017年,廉政学研究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在习近平廉政思想、廉政理论创新、反腐败法律机制、惩治腐败、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绩效评估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新加坡廉政监察及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廉政风暴收效甚巨,腐败发展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惩治腐败的有效性。面对反腐败深水期的新挑战,如何构建廉洁政治升华后的廉能政治值得思考。新加坡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严格的监督制度和全面的廉政教育对中国的廉能政治建设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廉政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

法国廉政体系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社会监督”等理论为基础,以议会、行政法院、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媒体等为主要支柱,发展了比较有特色的四项廉政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公共会计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法国廉政体系建设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注重预防的反腐败理念,有效发挥廉政体系中各支柱部门的作用,以及加强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廉政制度创新经验与借鉴

腐败是与一种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近年来,腐败案件反映出来的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不断增加等特点,表明反腐败斗争仍面临严峻形势,行政管理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仍易发多发.因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反腐倡廉研究,不仅是制衡权力、实现政务公开的要求,也是制度化地促进廉洁政府建设的需要.     

廉政政策滞后的原因及防治路径

廉政政策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廉政政策决策缺乏前瞻性、廉政政策规划缺乏整体性、廉政政策变迁以强制性为主以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等方面的原因,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导致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产生。寻找廉政政策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均衡,减少廉政政策滞后现象,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具体来说,可以从转变政府决策模式、强化整体廉政制度设计、改善廉政政策变迁模式和增强廉政政策创新持续力四个方面来加以防范和治理。     

关于廉政制度创新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腐败本身的多样化特征,传统的廉政制度似乎已经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迫切需要进行廉政制度的创新.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辨析

当前对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的理解存有一定争议,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既相互区别又联系密切。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于形成机制的理性与非理性、变迁的快与慢、强制约束与非强制约束、作用机制的外在与内在、功能的抑与扬等方面,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因此,在建设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时,既要看到二者的联系,做到互相促进,事半功倍;也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区别对待,重点突出,从而把预防与惩治、自律与他律、文化与制度有机地统一于反腐倡廉工作中。     

香港的廉政剧集与廉政教育

香港廉政公署首创了通过廉政剧集进行反贪教育的新形式,在持续数十年的廉政教育活动中,廉政剧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香港廉政文化建设中独具特色的内容。通过生动的情节、复杂的戏剧冲突宣传廉政知识,廉政剧集树立了廉政公署严格执法的正面形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廉洁、诚信的价值观灌输到公众的头脑中,廉政剧集成为寓教于乐的廉政教育手段;将案情的真实性与高超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廉政剧集反映了时代变迁中港人的喜怒哀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制度研究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贪污腐败现象,苏区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主要包括:党内监察制度、政府内监察制度和会计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为苏区反腐倡廉奠定了制度基础。     

责任清单与廉政清单:在廉政制度建构中的作用与关系

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明晰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掌握的权力及权力的运行流程,而责任清单制度的设置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责任界限、责任认定等,有利于廉洁政府的建设。只有给权力赋予相应的责任,廉洁的政治环境才能得以构建。廉政清单是公民权利的有力保障,应包含以下内容:良好的政治局面、廉洁高效的政治制度、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以及廉政理念和廉洁文化氛围。在廉政清单营造的清明的政治环境下,有助于责任的落实,而责任清单的完善也有助于廉政清单内容的丰富,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完善,共同发展。     

刘基廉政事迹与廉政思想

刘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的称谓符号,还是浙南乃至中国东南地域廉政文化教育的一面旗帜。刘基生平里的廉政事迹,充分展现了一个廉洁奉公、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廉吏＂形象;刘基诗文中嫉恶敬贤的胆识、为邦贵知本的意识、以德去刑的主张、用得其当的人才观,都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刘基的廉政理论中存有浓厚的君主专制思想,这是我们应加以辨识与摈弃的;对其中以民为本、廉洁自律、秉公执法等合理内核,则要大力弘扬,用以丰富当代廉政文化理论,促进廉政建设的发展。     

关于廉政主语革新之我见——撮论以“保廉”词组取代“倡廉”词组

以“反腐保廉”取代“反腐倡靡”是廉政话语更新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新时期廉政建设的人心所向。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保廉”比“倡廉”更为适应政治建设的话语诉求；更加彰显人民共和国的廉政意志；更加昭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以“反腐保廉”作为今後廉政建设的关键词，将是我国廉政建设与时俱追、开拓创新的强烈信号。     

北魏孝文帝廉政思想考论

北魏中后期,贪污之风盛行,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孝文帝元宏在执政之后,开始大力实施改革,一方面健全完善了官吏的俸禄制度和监察机制,使廉政工作具备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大力倡导清廉之风,注重精神层面的廉政文化建设。北魏官员群体的贪污之风因此大为收敛,只不过孝文帝的廉政思想有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魏以贪亡国的最终结局。     

完善制度反腐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以新加坡制度反腐经验为借鉴

政治生态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命题,也是党和国家事业长期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净化政治生态已然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提出"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防治腐败,制度建设是根本。借鉴新加坡制度反腐的成功经验,探讨中国制度反腐的完善途径,提出建立以完善法律体系为基石、健全监督体系为保障、完善公务员制度为前提、营造廉政环境为根本的制度反腐机制,力求通过完善我国制度反腐,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建构与嬗变:建国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历史考察

国家廉政体系虽是透明国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兴概念,但它却与各国政府及其执政党治理腐败的历史同样久远。国家廉政体系包括支撑国家政治廉洁的一系列机构性支柱和保障机构性支柱均衡发展的核心规则两个方面。从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历程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经历了初步建立、遭受重创、逐步恢复、形成特色、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深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廉政体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推进我国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

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是无形而又深刻的,封建残余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消极腐朽的理念意识,在廉政制度执行的依据、主体、监督、环境等要素环节中制约着执行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观念、人治大于法治的官僚主义、奴性思维下的顺民心理及注重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等,因此,要积极吸取国内外优秀廉政建设成果,用以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在廉政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中要注重发挥廉政文化的积极影响,通过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从而不断提升廉政制度的执行力,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但从客观上来看，现行的廉政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仍存在明显的缺陷。     

高校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互促机制建设

当前高校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相互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廉政制度没有得到廉政文化的支撑,导致制度设计不科学,执行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廉政文化建设缺少制度保障,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效。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廉政制度建设过程中师生参与度低、缺乏文化认同,廉政文化建设中制度约束不够、应付心态较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构建高校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的互促机制,形成以廉政文化建设提升廉政制度功效、以廉政制度建设固化廉政文化成果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