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群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社会的不断渗透,以及农村社区自身的嬗变,东部地区农村的社区形态、社会构成、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给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新问题,提出了新要求.权威人士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治理危机,主要源于现有的乡村社会制度网络已经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正是从这一意义讲,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问题.农村社会的管理应逐步实现向"公共事务自治化管理、集体资产市场化经营、社会事务民间化运作"的模式过渡.     

社会资本和关系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绩效问题研究——基于黑龙江通河等地的个案解析

农村社区治理日趋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要表现为管理向服务的转变。界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概念,引入社会资本、关系等视角,在城乡统筹背景下解析黑龙江的农村社区治理,分析农村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初探

文章把农村社区治理作为新时期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借鉴公民社会的理念和机制来审视城乡二元化和社会结构二元化问题，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经验为基础，探讨以农村社区治理为重点的农村改革创新之路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整合农村社会资本的内在张力,促进农村社区治理

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性质上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功能上的积极社会资本与消极社会资本、现状上的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三方面内在张力,这些张力对农村社区治理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成为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发挥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村社区治理的积极功能,就要处理好农村社会资本的内在张力,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整合这些张力。     

深圳城市化历程中的社区变迁

深圳的发展历程，也是深圳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基础单元的社区，也从农村社区变化成为城市社区。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社区变迁，对规划城市社区发展、制定社区政策和探索谋划社区治理新路，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深圳农村社区组织形式、治理制度和经济形式发展变化的角度，回顾和总结深圳30年的历程。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     

云南农村社区治理个案研究

本文是以昆明市团结镇作为个案的实证研究。在研究中,通过对这一农村社区在治理过程中体现出的新的治理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分析,指出农村治理必须要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使之融入到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与城市等价值的发展理念中,农村社区建设才能在维护农业发展的同时,获得环境、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共同发展。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际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而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村庄治理,是应对农村社区分化,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选择。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现状检视及构建进路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存在大量制约农村社区治理发展的矛盾,其根源之一就在于社会资本缺乏,不管是制度性社会资本还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都呈现着现代性与传统性共存的状态,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给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协调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二者良性互动的镶嵌中寻求农村社区良性治理的方案。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论农村社区治理中意见领袖功能的新定位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起，村务公开力度的加大，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全国性施行，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意见领袖的特有功能进一步凸显。分析农村社区意见领袖的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阐释农村社区意见领袖的特征与存在形式，重点剖析当前农村社区治理中意见领袖功能的新定位。     

集体产权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出路

集体产权是传统农村社区治理运行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实践运行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治制度交织在一起,村社一体、政经合一,资地不分、资产统合,户产一体、利益捆绑。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具有封闭、排外、束缚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构筑出了外在开放、内在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这正是导致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深化改革,重构新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走出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乡社会自由流动,构造新型城乡关系,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城乡社会融合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创新思路

社区是人类社会区域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实体，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作为一种社区类型的农村社区，是在农村生产方式基础上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没施、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社区成员的认同感等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实体，既是农村社会的有机构成单元，又是农村社会的缩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功能，是农民参与各种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随着统筹城乡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之间将不再严格区分，城乡连为一体，社区成为城乡重要的基层组织。因此，农村社区法制建设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考虑到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逐步融合的角度，整体思考社区法制建设的定位。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