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电器——陈、黄之争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0年9月28日,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战结果揭晓,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继续掌控国美电器;国美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5项议案,仅取消增发授权一项得以通过。2010年5月,国美创始人黄光裕在北京一审获刑14年。2010年8月4日,黄光裕发函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等高管。双方矛盾公开化。自8月6日起,短短十余天,国美电器二级市场股价从2·79港元,下跌至8月19日的2·34港元,市值蒸发近70亿港元。     

强化法人治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燃眉之急

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公司,尤其需要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日前,民生银行公布了“作假”事件的调查结果,声明邱影新虚假签名事件只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虽然这件事对民生银行在香港上市影响不大,却引发投资者对其信誉的广泛质疑。不仅如此,股份制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诸如内控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监督等弊端已逐渐显露。据统计,今年一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7.12%,不良贷款余额为1878亿元,比年初增加了4.7亿元。为了消除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挽回受损的信誉,加强     

国美控投权之争：曾经首富的品牌博弈

权利、金钱、恩怨、豪门、商战，当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很多人或许会联想到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那些显赫家族内争外斗的故事，勾勒出一幕幕沉浮商海的悲喜剧。然而，生活总比文学更加给力。现实中的国美控股权之争，还要再加上曾经的中国首富、上市公司、民族品牌、中外理念等更多关键词，已然注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在中国能走多远

说起“59岁现象”,我们不难想到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北钢老总管志诚、武汉长动老总于志安等一系列曾经辉煌而又晚节不保的名字。痛惜之杂,“59岁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内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国现行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普遍存在着对经理人激励不足又约束不力的致命缺欠。于是,在西方企业界普遍实行的“经理人股票期权制度”似乎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灵丹妙药。     

论“碳政治”博弈的国际法治理

围绕哥本哈根国际法进程而展开的碳政治博弈,因《哥本哈根协议》的无约束力而造成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使未来国际法进程面临＂双轨＂抑或＂三轨＂并进的机制选择,同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仍将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国际社会如能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明确＂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而认同＂区别责任＂的要旨,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将在＂霸权缺失＂下的＂碳政治＂博弈中,以＂软法＂特有的张力和灵活性,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法地位,并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论外商风险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风险公司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的结合体 ,它在股权结构、董事会的安排上均不同于传统的公司 ,正是这种特殊的治理结构 ,才得以使风险公司的各种组成要素均得以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 ,使得风险投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种种问题 ,不利于风险投资活动的发展 ,因而对《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做出全面的修订 ,已迫在眉睫。     

监控：社会治理与人权保障的博弈

不经意间，我们身边四处充满了不确定的窥视和窃听，无论你行走在小区、街道、娱乐场所，乘电梯，还是在家打电话，或者上网聊天，几乎到处有摄像头、探头，监控设备密布，整个社会几乎处于一个无所不在的被“窥视”、被拍摄、录音状态中。     

一份企业管理的法律方案 《法人》

从刑事风险的角度,关注企业家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关注企业的壮大与兴衰,为企业和企业家的风险防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正是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意义所在本刊连续6年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自2009年发布全国首份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以来,迄今已发布六份年度报告。联合发布机构有法治周末报社、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每年一经发布,即刻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商界、政界产生巨大影响。     

试论中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区别

我国于8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设想，到90年代中期提出了国有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问题，随着94年公司法的颁布实施，到99年中央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     

中国企业家的犹豫

一个个优秀本土企业被同行业里强势的跨国公司收购后,为数不少的本土企业将变成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企业家则成为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博弈：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对当代中国律师业的困境及其消解的思考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意味着律师是一名经济人．他的服务通常是有偿的商业行为。与此同时，律师也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使命。这就是说，律师也是负有社会责任的法律人。     

企业社会责任：游走在道德与商业边缘——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方程式

市场经济改革日渐深入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但是，当提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它究竟应该贴着商业的标签还是纯粹是道德层面的符号，人们对此并未达成一致。如果把慈善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它无疑是属于道德的；如果把企业的宣传推广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它无疑是属于商业的。我们期待，在这样的争鸣中，中国企业家能够找到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路。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深层话语构造: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是比较法或私法视角能够完整洞照的领域,而是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理念、框定、行动论的真切投影.唯有从细节上呈现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变革、造法的内在原理,方能开辟中国方案平视西方、会通而超胜的建构式超越之路.肇建以中国文化之深层话语构造为本源的、直指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根本困境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能够推动国际法律规范的重构.它符合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诉求,也是对海外知识产权主流学派期待"新路径"、消解西方"一元轴心"的充分回应.在当前大国竞争的形势下,它可以成为包容产业创新与世界均衡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进一步颠覆美国全球知识霸权的"合法性",并取得"义利兼顾、万物并育"之至诚公理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层共鸣.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调节既要通过国际规制的手段,又要借助全球治理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平发展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乎和谐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因而中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而且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关于当代中国立法民主化进程的省察

从政策博弈转向立法博弈,是权益分配机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呈现于此刻中国大地上有关分配正义的重要事实.过去中国的公权力表现为一种高度一元化状态,最高权力的指令构成了全体行动的纲领,社会听命于政治,而政治一统,基本谈不上所谓博弈问题.近二十年来,多元利益和多元主体的形成,逐渐造成了由利益博弈来担当正义分配的机制之势,表现为从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的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博弈的法制化.立法博弈展示了中国式政治、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牵扯到公权与私权、社会与国家等多方因素.这种转变催生立法的公开性与程序化的可能性,形成"立法市场"的制度潜能.立法博弈是一种治理方式,公众参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是政策博弈向立法博弈转型的应有之义.     

从公司的内涵和治理结构看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取向

一人公司与公司的社团性、法人性的冲突只是传统大陆法上存在的疑难。按照英美法上公司的概念,冲突本不存在。各个国家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均不同程度地承认一人公司。从立法上看,各国并没有将一人公司单独立法,而是将其与一般有限公司规定在一起,但鉴于一人公司的独特性,又从立法和司法适用上对一人公司加强了规制。我国现行立法限制国内私有资本投资设立一人公司,却开放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设立一人公司。显然,这是不符合公平竞争精神的,也不利于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放弃我国在部分承认一人公司立法基础上的以所有制形式论处的方式,普遍承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性,同时借鉴国外立法规制的先进经验,是现实的,也是完善我国法制所必须的。     

扭曲与无奈：治理结构中的国有商业银行——以中国为语境的分析

在风靡全球的话题——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中，商业银行的作用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中国语境下的商业银行是否会起到相同或类似的作用则不无疑问。从已行的政策来看．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名不副实。那么，治理结构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怎样?商业银行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怎样?力什幺会这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够使我们对治理结构和商业银行的困境有进一步的了解。     

安防企业IT化：挑战与机遇的博弈——专访安朗杰安防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楼峰

人类社会进入2l世纪以后,城市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之一,智慧城市带动整个礼会经济发展。智慧城市是安防行业近年的热点,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如火如茶进行中,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之下,安防行业不少企业把智慧城市项目作为业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基于治理视角的一项整体性研究

以“强资本弱劳工”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需要有来自政府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制衡作用。由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的劳动监察就是这种制衡作用的表现。那么，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部门是否能有效承担起劳动监察职能？其他治理主体又扮演何种角色？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和失业危机并存的背景下，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很可能在面临规制危机的同时也遭遇合法化危机。缺乏多元参与，使得作为社会对话的劳动监察难以出现：反过来，利益相关者缺乏表达途径也限制着国家触角可以抵达的范围，这是中国劳动监察遭受高成本困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