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期货交易何时了

关于中国茧丝绸市场交易行为的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但在这个市场蒙受巨额损失的那么多客户还能继续煎熬下去吗     

论牧区以“羊”为“等价物”的交易习惯——兼论民事习惯与交易习惯之结构层次关系

在中国内蒙古牧区,由于传统交易习惯、从事牧业生产、市场经济欠发达等原因,＂羊＂在一些特殊的交易行为当中无形的发挥着等价物的作用,引发了现行的法律规范还未涉及的、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通过以＂羊＂为＂等价物＂的交易习惯个案的研究和分析发现,民事习惯与交易习惯之间存在一个结构层次关系,这种关系的辨别有助于准确理解交易习惯的调整范围和适用规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援用交易习惯处理纠纷。     

对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几个问题的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在西方被广泛应用,而在中国目前一些刑事司法实践中也开始尝试运用。但就当前中国的刑事司法环境,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辩诉交易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商法基本原则分析

尽管中国商法步入＂繁荣＂,但是奠定一个法律部门基础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盛世＂之下的商法仍掩藏着危机,因此对于商法基本原则的分析必不可少。从理论层面上对商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其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保护交易便捷、迅捷的原则、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最后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予以论述。     

从起点公平透视农民交易平等权的缺失

本文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民为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却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遭遇了平等权的严重缺失,尤其是在市场交易中丧失了作为一个平等主体的交易平等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公平等诸多不平等之＂怪现象＂使失衡的中国在面对现代化的过程中步履维艰。     

论辩诉交易制度本土化改造

随着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就被告人孟广虎故意伤害案的审结,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首次亮相的＂辩诉交易＂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犯罪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而我国刑事诉讼资源并没有太大增长,所以,犯罪数量与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矛盾。首例辩诉交易的诞生,显示了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移植和应用的生命力。那么,我国究竟是否应该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是否有适合辩诉交易制度生存的土壤呢？本文对此作了粗浅的探讨。     

盘点中国落马女贪官

李启红 李启红,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在＂2009中国十大品牌市长＂中,李启红的名字赫然在列。2010年5月因经济问题被双规,传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     

透视内幕交易刑事司法的最新动向

2010年7月2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祖龙＂）及其法定代表人陈榕生内幕交易案做出一审刑事判决,认定内幕交易罪成立,判处没收上海祖龙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合计3830万元,判处陈榕生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这是继＂杭萧钢构案＂、＂董正青案＂及＂黄光裕案＂后,又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内幕交易刑事判决,也是截至目前我国第7起内幕交易刑事判例。该案判决对内幕交易刑事审判的相关理论难点做出了重要创新,且被告辩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具有较重要的司法理论价值及启示意义。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9.11＂之后,伴随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度加强,2007年和2008年美国相继出台了FINSA和《外国人合并、收购、接管条例》,对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做出了重大修改,涉及到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和审查机构等方面。对审查对象的修改,主要是对＂受管辖的并购交易＂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同时对＂不受管辖的并购交易＂做出了列举。对审查标准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对＂关键性基础设施＂做出了界定,增加了CFIUS在审查时所考虑的6项因素,明确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家安全担忧＂。对审查程序的修改,增加了审查前磋商、交易方须提供的信息,规定了并购交易审查的重新提起程序。对审查机构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增加和变动了CFIUS的成员,引入了牵头部门,加强了国会监督。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研究

受贿罪是当前我国发案率高,案件涉及数额极大,所涉问题也较多的一种职务犯罪。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这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产生影响。若要有效的遏制和打击受贿罪,必然要先对该罪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本文就受贿罪＂权钱交易＂这一本质特征从受贿罪＂交易＂的必要性,＂交易＂的变异以及＂交易＂本质在受贿罪认定中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三种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诉因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诉因,法官和检察官原则上无权变更诉因;大陆法系公诉事实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公诉事实,法官有权在公诉事实同一的范围内变更指控罪名;日本公诉事实同一下的诉因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刑事审判对象是诉因,检察官有权在公诉事实同一范围内变更诉因。三种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间的差异导致它们在不同诉讼价值的实现上各有优劣,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上的差异根源于审判方式上的差异。随着审判方式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刑事审判对象模式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     

民主·宪政民主及其低度程序法则

人是民主的目标,任何意义的民主都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政府是民主的载体,民主是引领政府走向人道的唯一方法。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竞争性的选举,但选举仅仅是一种低度的民主形式。宪政民主乃民主体制与宪政主义的有机结合,使它得以运转的低度程序法则,正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低度标准。     

司法理性之语义分析

司法理性的主要语义是指法官的理性，另一种语义是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对司法理性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目的性是司法理性的首要特征，确定性是司法理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是司法理性的本质，保守性是司法理性的内在特征，论证性是司法理性的外在特征。     

举证责任的确定性

在民事诉讼中 ,举证责任是由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 ,举证责任即被确定。它在诉讼过程中是不可能转换的。具体地说就是 ,在一般民事案件中 ,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 ;在特殊民事案件中 ,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不可能出现原本是原告的举证责任转换到被告的情形 ;也不可能出现原本是被告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的情形。     

权利思维方式论

权利思维方式不同于以义务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泛政治的思维方式 ,它作为法治条件下的思维方式 ,强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 ;个人权利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源泉 ;权利优先于义务和责任 ;真实的权利始终是个体性的权利 ;个体权利优先、基本权利优先是处理权利冲突进行权利选择的基本原则。权利思维方式的展开路径是 ,权利的合理性优先于权利的合法性、权利的现实性优先于权利的理想性 ;权利的实现优先于权利的救济 ;权利的保障优先于权利设定 ;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并重。     

“心理教育”质疑——兼论“心理健康教育”的逻辑悖论

在中国,心理教育开展的轰轰烈烈,但是心理教育是什么却没有定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教育是人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人又是观念的集合体,因此,无论一个人心理健康还是不健康,它们都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其实,心理教育是一个虚假命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实施心理教育的结果只能够增加更多的"心理不健康"的个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论犯罪化过程的阶层化构造——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进阶

犯罪化的过程即犯罪范围的选择,事关刑事立法的正当性,而这首先与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关。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分别属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各有其特征、作用。犯罪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过程,将这一过程进行阶层化构建,有利于强化刑事立法的正当性：第一阶层检验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深度冒犯和高度危险（风险）。第二阶层检验将该行为犯罪化是否具有公众认同基础。第三阶层检验将其犯罪化是否符合效益原则。     

论宪政与自由——以自由主义为视角

宪政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体制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事实上都是自由体制.宪政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联,宪政是自由的内在要求,自由是宪政的本质目的.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国家责任

社会契约是一种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存在原理。其基本划分是社会契约与政府契约,其理论旨趣是探究国家何以合法与社会何以可能,其理论形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变奏。但其基本精神始终不散:国家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基于人民的委托;反过来,政府恪守承诺、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无可推卸的国家责任,也是国家与政府合法性之实质基础。社会契约虽非历史的,但不减其合法性判准的实践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