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议会监督权探析

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和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一向推崇分权制衡学说，西方议会实行倒阁、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等一整套制度，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被誉为西方议会民主的“完美设计”。同封建君主专制相比，西方议会民主是历史的进步，它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它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倒阁、质询、国政调查、弹劾……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法，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西方代议制提供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至于伴随着议会制度而来的金权政治、玩弄权术、党争丑闻、政治腐败，等等，就更是西方议会政治所特有的现象。在当代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议会能够避免这些政治丑闻。西方议会政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重塑我国逮捕制度之理性思考

强制措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逮捕和羁押的行使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地追究犯罪，更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保障，并且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程度。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尚不完善，未能有效体现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双重价值，基于此，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应从构建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的角度予以重塑。     

宪政、议会、政党

宪政是民主运动的产物,是民主的宪法化。宪政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不等于法治的完成。宪政的实行离不开议会,而议会的顺利运行则有赖于政党。一个国家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政党的逐渐成熟完成的。     

论私人逮捕制度

私人逮捕制度古今有之,历经三次历史演进。现代社会该制度的正当化事由为紧急权,私人逮捕成为国家强制力独占之例外,并具有双重法律效果。域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就该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程序等相关问题作出明晰的规定,以扬长避短,保持社会公益与被逮捕人权益的适度平衡。我国也存在功能类似的公民扭送制度,但存在定位偏颇、适用主体过于狭窄及相关适用程序付之阙如等不足,带来诸多弊病,实有必要予以检讨并借鉴域外的经验进行完善。     

从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

西方国家在20世纪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其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代议民主。进入20世纪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立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重心从议会转向行政部门,民主形式从代议民主制转向行政集权民主制。这一转变主要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基础——从自由资本到垄断资本、意识形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领域——议会权力的衰落到行政权力的扩大的变化的结果。     

逮捕的刑罚条件适用情况分析

逮捕措施的刑罚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未得到充分适用,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实践的原因。逮捕质量考核标准和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是导致逮捕刑罚条件被忽略的深层次原因。为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非法羁押,应重构逮捕条件体系、确立不定期逮捕期限制度、进一步深化量刑改革。     

论中国特色的人民政协制度

人民政协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创性成果。人民政协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抛弃了西方国家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下的议会制度，超越了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党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近代中国民主探索的积极成果．形成了既符合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政治组织和制度形式。     

破产免责制度浅议

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破产免责制度的相关规定，在我国采用有条件的破产免责制度很有必要，并肯定了破产法草案中的免责规定。     

中世纪英国等级会议的形成和精神实质——英国议会制度的历史探源

中世纪等级会议是现代英国议会的前身,它对于英国由封建君主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世纪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庄园制、习惯法的法律传统是抑制王权和促进政治均衡的重要因素,征税协商制是等级议会形成的直接诱因;由英国社会经济结构、法律传统、权力关系等要素酝酿与沉淀的契约关系、法治精神是英国等级会议的实质,是英国现代议会制度背后深层的历史根源。     

试论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基于对民初议会政治的反思

议会民主的实施,是衡量国家社会民主宪政的标准,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近代宪政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严重偏离了民主宪政运行的轨道。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昭示着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通过对民初议会政治的评析和反思,新时代下加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以史为鉴,结合实际,坚持走中国道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论诽谤罪成立之宪法限制

诽谤罪是侵犯名誉权的犯罪,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表达一定的言论,因此诽谤罪的刑法适用必然对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同时,言论自由权对于公共权力之监督和民主政治之正常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其充分实现,必须对诽谤罪的成立进行合理限制。这种限制是在引入宪法规范和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作限制解释来实现的。     

论逮捕的价值回归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逮捕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诉讼,但在实践中,逮捕却已沦为侦查的辅助手段。立足中国逮捕实践的现状,本文从理论、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之后,认为当前的逮捕价值观急需纠偏,呼吁以“人权保障”替代“打击犯罪”作为逮捕的首要价值,以期减少对逮捕的不当适用。     

舆论权论纲：意义与功能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舆论与舆论权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公共舆论的形成需要有质素的市民社会、独立和自律的大众传媒、对舆论权的法治保障和政治宽容、开放的新闻媒介和政治公开,其最基本的要素是舆论权。舆论权既具有权利意义,又具有权力价值,它首先是一个权利体系,与知情权、思想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密切关联,其次构成一种特殊社会权力,即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产生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在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进程中,舆论权的主要功能在于社会稳定作用与民主政治效应。     

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与刑拘、逮捕的程序缺陷

人身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刑事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应合理且正当。合理的刑事程序理应反映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诉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选择是秩序、效率兼顾自由、公正。刑拘、逮捕的程序设计存在缺陷,未能反映这一价值选择,应作如下修改:减少拘留审查时间,降低逮捕证明要求,建立逮捕司法审查制度。     

言论自由能否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现代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以及约束,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受法律的制约,当言论的内容或者方式触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也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危害行为的特征和基本形式来看,发表言论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制约。在认定发表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害行为的实质以及发表的言论中所可能构成的犯罪的实质,具体分析其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再进行具体区分。     

论公民象征性言论自由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对某公民"宣传宪法"案例分析

象征性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特殊类型,其兼具言论和行动的双重性质,要受法律和宪法的双重调整,由于两类调整在价值选择上有时存在冲突,势必造成象征性言论自由实现的障碍.我国不仅在法律理念上尚未能认识其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对其加以特殊保护.因而依托实际案例来分析象征性言论的一般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为寻求我国公民象征性自由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论人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或基本人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成文宪法以及相关的区域性与国际性公约所确认。作为基本人权的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所必须,是一个人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人权的基本性;言论自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观点和主张,是社会宽容的尺度和标志,体现了人权的宽容性;言论自由应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尊重,体现了人权的国家义务性;言论自由还应该扩充至经济领域,体现了言论自由的经济性。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具有普适价值。     

试论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何改革,目前学术界争议很大,笔者主张坚持由检察机关行使审查逮捕权的原有框架,在此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逮捕制度中的有益精华,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逮捕制度.     

网络言论自由中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网络言论自由在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因其匿名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言论的随意和放纵亦随之出现。假以网络言论自由的名义实际上违反言论自由的言论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冲击,这一方面有言论者言说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网络受众自身的原因。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生活中得以真正落实,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积极作用的发挥,强化对其负面作用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