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水三千"与"只选一瓢"——论金庸矛盾的女性观

金庸作为一代武侠大师,是当代武侠小说的代表,金庸小说中不但暗含有现代新型的女性观,即女子与男子社会地位的平等,男女双方感情上的平等,对传统婚姻观的颠覆.同时也呈现出其无法摆脱的传统女性观,如"弱水三千"的爱情模式,"只选一瓢"的选择标准,惟情至上的生死相许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金庸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正是源于这种现代女性观与传统女性观的矛盾.     

论五四小说的婚恋观

中国的“五四小说”是进入现代社会后青年文化的体现,在这种文化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婚恋的自由与幸福问题.“五四小说”反映出的新型婚恋标准,尤其是女小说家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追求——婚姻不仅应以爱情为基础,而且还应以男女双方的“平等”为基础,标志着女性独立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初觉醒,更标志着传统婚姻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思潮性历史变化.新型婚恋观的出现,不仅对应着当时“少年中国”的整个时代风气,而且以其思想的深刻性构成了“五四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精神"对接时代新人培育路径探析

"五四"运动以来,意蕴深厚的"五四精神"经久不息。"五四精神"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与时代新人的政治素养、能力素养和身心素养构成内生联系。将"五四精神"熔铸于培育时代新人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从时代新人培育主体、客体和环体三个维度出发探析培育路径,强调在理论学习中增强思想定力,在实践探索中练就硬核本领,对新时代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     

《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对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一爱玛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令人激动的爱情.为追.求这种所谓的理想爱情,她做出了许多于当时男权社会所不允许的举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被许多人视为一个"不正经的女人".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爱玛的许多要求是合理的,她身上的一些所谓"特质"实际是女性所共有的,体现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从爱玛对理想爱情追求的失败可以看出,女性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必须与男权社会做不懈的斗争.     

论五四时期女性小说的爱情描写

五四时期,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同时被发现.爱情婚姻的自由尤其成为广大知识女性向历史新时期首先要求的“人”的权利和自身解放最基本的方面.爱情被赋以反抗封建专制、实现个性解放的神圣使命,成为一种崇高理想而被普遍追求.这种爱情追求张扬着的理性化旗帜上,因书写的是追寻人生意义的理性化内涵而格外执著、勇敢,但这种强烈的理性化内涵造成对非理性因素的忽视和与凝重社会现实的脱节,又使得这种追求格外痛苦,格外孤独.     

从五四后新女性婚姻观念的变化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一部分新女性抛弃了"男尊女卑"、"夫主妇从"的封建伦理与旧礼制,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男女平等、夫妻同权的婚姻关系.她们追求夫妻关系平等,期望两性情感融洽;面对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和父权理论等旧伦理道德,她们大胆进行讨伐;同时部分女性还敢于突破为人妻母的狭小角色内涵,追求广阔的社会生活.五四后新女性夫妻关系的种种变化表明五四后新女性已经有了作为社会的"人"的意识.     

五四时期女性社会生活角色的开化

五四时期,在新的历史文化情境下,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角色出现了现代转型,这主要从新的角色期待与新的角色扮演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可见五四时期女性社会生活角色的早期现代化特性。     

"毁灭"自我与"发展"自我 --郁达夫与巴金对"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出路的比较研究

郁达夫"自我"的毁灭和巴金"自我"的蜕变是他们对"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的显著差异.由于他们成长历程迥异、创作主体不同,因而导致了他们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差异和艺术选择的不同.     

隐匿的"他者"——对《呼啸山庄》基于叙述视角的女性声音分析

《呼啸山庄》的小说叙事体现了复杂的叙述视角和声音：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由异故事叙事者男性绅士洛克乌德和女性佣人耐莉共同承担,这一叙述技巧突显了性别的意味,展现了女性声音隐匿性的存在;凯瑟琳是作家的女性代言人,小说叙事惯用的爱情结构模式突显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同时耐莉叙事声音的安排又遮掩了复仇情节的非道德意味。     

梁启超的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观

梁启超在19与20世纪之交至五四时期对民权与女权运动提倡与鼓吹的同时,也热心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情感的研究与张扬.其"专论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一节文字,努力通过对古代文学中这类诗词曲文的分析研究,传递出其男女平等与尊重女性的现代观念,体现了他力图促进近现代女性文学和女性情感的健康发展之宗旨.这是现代启蒙思想运动中不可多得的专题性文字.尽管其个别观点与见解不无商榷之处,然而其整体思想和诉愿,今天看来仍有很好的参鉴价值,值得汲取和发扬.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