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系统协调 实现裁判公正

办理刑事案件十多年来，我的一个深切体会是，法律适用的正确与否或者水平高低，其实并无绝对的标准或界限，其差异大多表现为事实与法条文字含义的单一对应，还是与相关法律规定的系统协调。从方法论角度说，依据梳理、裁剪、确定的犯罪事实，迅速调集相关法律知识，娴熟厘清相关法律关系，最终找到定性与定量的系统契合点、平衡点，乃是实现司法公正性的必要路径。下面结合一个典型案例，具体展开刑法适用的一般思路与方法的讨论。     

立法协调:寻求利益平衡的支点

复杂的立法博弈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立法草案是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起草.以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统计来看,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共通过新的地方法规23件,其中由政府提交议案的19件,占到了新通过法规的90%.诚然,由政府部门起草地方立法草案,是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一是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熟悉有关业务;     

论传媒与司法的博弈及平衡

传媒具有客观性、主动性和动态反映性特点.在联系案例的基础上研究司法与传媒的博弈关系,认为传媒与司法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因此需要平衡,同时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又是平衡的基础.我们的正确选择是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司法裁判与情感

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毋庸置疑是法官判决时考虑的两因素,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似乎法官在裁定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机械地运用三段论推理就必然得出正确的判决,然而实证考察的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是心与脑对话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情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情感因素对司法公正具有利与不利双重性,因此应采取措施予以引导、制约。     

足球裁判与司法裁判

德国的“日耳曼战车”最终没有能够止住巴西人的“桑巴舞步”,“外星人”罗纳尔多两次洞穿了门神卡恩的十指关。世界杯“猜想”总算有了答案。在数万球迷的欢呼声中,巴西队球员簇拥着大力神杯绕场一周,给第十七届世界足球杯赛划上了一个“椭圆”的句号。之所以说是一个不太圆的句号,是因为这次世界杯赛虽然让大多数球迷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蜜月”,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球票的问题,二是     

高官异地审判:在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博奕中寻求平衡

高官腐败案件实行异地审判,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为防止地方干扰,确保司法公正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司法措施,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司法效益的流失。高官异地审判折射出我国司法公正不足的现实,从长远看,并非司法制度发展的最终方向。     

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张晓萍、王国龙在《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撰文认为,今天时代要求我们捍卫严格法治主义,而严格法治主义要求司法对法律的适用必须以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为前提,这是司法裁判合法性的本质要求。司法裁判中对法律适用的解释既包括对法律文本含义的解放,也包括对法律文本意义的     

公司诉讼：在价值博弈中寻求平衡与和谐——关于审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经济活动繁荣所产生利益摩擦和冲突的深化,公司诉讼纠纷日益增多,并不断反映到审判活动中,成为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修订的《公司法》增强了可诉性,     

同案同判:司法裁判中的衍生性义务与表征性价值

同案同判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司法裁判具有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的二元性质,它们都是司法活动不可放弃的构成性义务,也都是法官的道德义务.同案同判属于依法裁判的衍生性义务,其含义本身就蕴含于依法裁判之中.这种义务虽然是司法裁判的一般性要求,但只具有初始性,始终存在着被其他更重要的理由所凌驾的可能.但是,同案同...     

民意与司法:冲突与协调

公案是转型期司法与民意交织的怪圈,由于各国普遍信奉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原则,那么在法律世界观紊乱的今天,公案似乎成了法官不能承受之重,甚或是司法不能承受之重。明确树立在司法审判中吸收、引导民意,而非排斥、消除民意的司法态度和法治意识,搭建民意与司法互通交流的机制,是寻求司法正义功能的有效路径。     

法律推理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活动离不开法律推理.推理是法官裁判的基本思维方法.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时,法官可以结合案情实际情况运用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来进行裁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在审判实务中不注重法律推理,不重视裁判理由的证成和裁判结论的说理.因此,我们要强化法律推理在司法裁判活动中的地位,正确认识其功效.     

裁判理性与司法权威

纠纷解决是法院所承担的核心社会职能。在纠纷解决当中,裁判理性是司法裁判理性化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内在动力,需要在权衡各种复杂因素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同时,裁判理性的展开总是面临着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和反思,并集中在“落实规则治理和审判裁量”之间的调适状态中。在裁判理性的具体展开中,审判裁量的二维权衡关涉裁量正义的最终实现。人类理性化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而司法的技术权威是司法权威建构的重要来源。     

上诉不加刑:在救济与纠错功能博弈中寻求平衡与协调——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26条为视角

在司法实务中,对被告人量刑畸轻案件的处理一般采取将该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一普遍性做法被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予以否定,不禁使司法人员产生困惑。理论界与实务界之所以对此认识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在于对刑事二审救济与纠错功能的定位认识。而这种定位认识又受刑事诉讼理念的左右。在现阶段,我国刑事二审纠错功能还不应被弱化,本文从法理学、法经济学、法平衡理论等理论维度,以及中国重实体传统文化思想、中国国情、司法状况、引发的后果等现实维度予以论证。针对目前人民法院一般不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抗诉制度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的司法状况,新的规定更有可能成为一审法官的护身符,自由裁量权有不正当扩张和滥用之嫌,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为了使刑事二审救济与纠错功能有效发挥,笔者认为尚需从观念、立法及司法实务等方面建立起多元支撑。否则,新的规定似有拔苗助长之意,实结欲速则不达青涩之果。     

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

公共政策所表示的 ,乃是政府 (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在一定时期里为满足社会的某一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或纲领 ,它也常常意味着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政府行动 ,是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中 ,在对公共政策给予必要的、善意的尊重的同时 ,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问题慎重对待 ,有条件地将之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资源     

刑事司法裁判合情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法院如何寻求司法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

法院作为政治组织,通过对提交给它的案件(特别是政治案件)的审理,适用宪法、法律的规定来判定其他国家机关行为的合宪、合法与否,并藉此而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独立的法院总是要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中进行权衡和选择。当法院就案件所涉及的价值冲突而形成衡量准     

陪审制度政治价值与司法价值的协调与平衡——以陪审权的运行为视角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实施,使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散发出新的活力。但在实行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人民陪审员专职化、专业化、精英化,人民陪审员作用难以发挥等等,影响到陪审制     

关于司法裁判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认识与思考

地方保护主义是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它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特别是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声誉。实事求是地分析司法裁判中地方保护主义的现状、原因，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当前完善审判工作机制，保证审判工作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一、对司法裁判中地方保护主义的认识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日趋蔓延，特别是在经济执法方面更为严重，许多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济纠纷或请求债务赔偿的当事人，普遍感到立案难、审结难、执行更难，其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足…     

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民意

当前,我国有的法院为使其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直接以政治化手段解决本应由司法手段解决的纠纷、不依据法理寻找和适用裁判规范、不依据法理阐明裁判理由等不讲法律和法理的问题。法理是确保司法裁判在法治框架内回应民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方面与依行政意志和常理回应民意具有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价值判断和词语技术方法密不可分。法官依据法理通过疏导、说服和鉴别、吸纳民意,以及通过寻找、解释或创制方法形成体现民意的裁判规范等方式,能使刚性的法律得以柔化,使司法真正发挥社会调节器的作用。然而,法理自身又具有专业性、主观性和争议性等有限性,对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辞方法予以弥补。     

正义感、移情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并非是一项纯粹理性的事业,属于情感范畴的正义感构成了法官裁判的重要视角,在裁判工作中发挥着认知和指引的关键性作用.从情感理论上来说,正义感的形成主要赖于移情这一情感现象,而移情的展开需以无偏私性和信息充分为必要条件,这样才可能导向正义的个案裁判.不过,正义感的运用并非不受理性的约束,它只是为裁判提供了一种行动计划和倾向,法官仍然要诉诸于以合法性思维为框架的法律理性论证.因此,司法裁判的作出最终依赖于正义感与法律理性论证之间的良性互动.